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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法学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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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翻译和引进的出版时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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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坤 |
点击量：3473 |
| 法律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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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样形容我们这些年的学术出版现状？不可不提的几个词语应该就是：翻译、引进、断层、反思……我现在经常冒出种念头，就是我们有太长时间的以引进和翻译为主流的出版时代了，比如在看国外尤其是英美法治时往往有一种不自觉的仰视。
新的春天又来了。将会走过翻译和引进的那个出版时代么？
回顾历史，先是经历1949年建国的天翻地覆，由一种政治选择进入到另一种政治选择；马上是“三反五反”、“十年文革”的疯狂无序，出版禁区颇多，政治宗旨如影随形。对法律制度而言，是必然要变迁的，这既是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选择，也是历史人物对于政治构架的选择。如“南东吴北朝阳”等大批打上西方法治烙印、在国民政府任职的老一辈法学家在政治风潮中沉寂、老去。这些年，在整理出版“东吴法学先贤文丛”的时候，常常有一种“英雄不识”的慨叹。进入改革开放，最初面临的是无书可读的境地。之前许多引进翻译的学术书，是以“灰皮书”、“黄皮书”等形式出版，扉页上印有“资产阶级读物，以供学习批判”。2006年我在责编《倪征日奥法学文集》一书时，因要一一核对原稿，曾有幸在倪乃先老师家看到过。
八十年代开始，“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新风向在出版界也有反应。改革的最初动力，在经济道路选择、恢复法制建设和学术思想研究上，既是来自于对“十年浩劫”的感性反抗。而当时西方的物质富裕和民主制度，对中国的知识界亦是一种巨大的吸引。1979年《读书》创刊，1982年“汉译经典学术名著”第一辑五十种出版，1984年往后译著进入最繁荣的“文化热”时期：“走向未来丛书”（金观涛、包遵信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甘阳等主编）、“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现代社会与人民著译丛”（陈维政主编）、“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甘阳主编，奠定此后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西学基本格局）、“新知文库”（甘阳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海外汉学丛书”（王元化主编）等，1988年全国引发“全盘西化”的大讨论。90年代往后，经济和法律日渐成为显学，“外国法律文库”（江平主编），““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社会与思想丛书”、“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刘小枫主编）、“宪政译丛”（梁治平、贺卫方主编）出版；国学日渐引人注目，“国学大师丛书”、“学术史丛书”(陈平原主编)、“社会与思想丛书”（甘阳主编）、还有薛德震主编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何得梦主编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在1996年集中出现，1997年自由派和新左派争论开始热化。1998年以来改革因政治契机加速，自由、现代化、秩序、法治、反思、传统等字眼在学术和出版领域频繁出现，如2000年新世纪的“经典与解释”丛刊。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水，发生过“大学改革和大学自治”的讨论。2003年到2008年这五年，市场经济基本确立，各项立法大量出台，利益格局持续调整，出版界有什么大事？回顾这三十年之路（参见雷思温：二十年学界大事记），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大批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翻译规划，这时代背景下“重获新生”或者“应运而生”，它们在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人的解放、了解市场经济运作、学习西方民主政治、介绍学科理论谱系等方面影响深远。可以说，这种翻译和引进是符合历史趋势的，是当年出版人的贡献。
这一以翻译引进为主流的学术出版模式，一做就是二十余年。现在，中国出版集团的“中国文库”、旗下商务的新译丛项目良多、辽宁出版集团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凤凰出版集团的“凤凰文库”亦有大志向。在翻译引进之外，还有诸多的中国问题版本。除此之外，作为“主要盈利贡献点”的概念型教科书、大量研究“三级目录问题”的博士论文、各单位海量的“项目式报告”。种种相加，选题广泛，就这么做下去，出版业永远有春天。
可是，我还是会在脑海里翻来覆去的想，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倚重翻译引进的时代是不是应该过去了？我愿意相信，走出翻译引进时代应该不会太远。基于如下几个判断：1、已经做了几十年这样的工作，许多知识界的经典和精华已经翻译引进，再做也只是重新翻译或者重新规划装帧；2、中国知识界对于自己特质的认识和自信心在逐渐加强，固然有“后发优势”带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为支撑，但是其他政治人文各个领域也确有进步；3、年青一代的学者正在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带着西方知识谱系（如法治理论）的烙印，同时又有自我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这必然要求他们关注周遭世界，关注自身国家。
在编辑一些法学译著时，许多国外案例的翻译看起来特别令人费解，这不单纯是作者的英文水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彼此法律文化和法律语言的不同，看的懂但很难译；甚至骨子里还有一个片面臣服原著的问题，我们总在用着自己的脑袋去理解别人的社会。近年来，更多的影印本甚至直接外版书进出口开始出现。我们的图书版权贸易一直是逆差，文化输出是经济强国和政治强国所为，很难追求绝对平衡。2007年，法律出版社学术出版分社内部做了一个针对学生读者“图书选择”调查，结果显示：首选翻译引进的国外经典著作占“36.8%”，次选国内知名学者的专著占“36.8%”，更有甚者坦言：非国外的书不读。不知道什么原因？
针对抽象是无法辩论的，只可以讨论，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说清楚都很困难的问题，何况学说本身就是允许多元才精彩。针对具体则是可以辩论的，比如具体的人，具体的项目的讨论。不论引进国外经典或前锐著作，抑或本土关于中国问题的原创，“否定一切和肯定一切”的评价态度，本能的让人觉得精神上的痛苦。在学术出版的圈子里沁的时间久了，把学术的判断标准归结成“知识的体系性”和“逻辑的彻底性”，标杆高了，能入围者就少。作为出版者，固然无法“曲高和寡”，因为你必须视一个人、一项研究“有发展变化的过程”，还有其他的考量。但是，我想，作为出版者，还是可能看到并促成某种趋势的。
法学圈内和圈外曾有人评价：法学是幼稚学科。在看完《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后，作为法学出身的人，我以为：经济学有自己理论，它能清楚的说明问题、解决问题，很少把难题推给其他学科。供给和需求是其最大的模型和工具，由十大原理开始，十句话简单明确，但是却推出更复杂的不一致，比如菲利普斯曲线、比如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还有许多假设与预期，更多的名义与真实，关于通货膨胀率，关于利率和汇率，关于边际成本变动等。经济学之所以美妙，一定程度上它和数学和哲学都相通，而数学通神，哲学总是矛盾的。没有纯粹的真理，只有不同学说，学说和学说的不同，在于立场区别和假设条件的扩大。而法学，规则是我们的武器，权利义务分析是我们的模型。中国法学有些研究是苍白而弱势的，我亦赞同，因为它必须建立在价值和规则之上，规则之上的价值可能是不统一甚至是矛盾的。法学的许多理论基础原本来源于政治学，还有哲学、历史，从自由竞争阶段走向垄断阶段后，亦与经济学相互借鉴，学术更多的打破藩篱，互相跨界。
回顾历史，对富强的焦虑，对文明的焦虑，它造就了一代学人。焦虑背后实为责任。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举国之力，盛大、圆满。它的价值不仅是奖牌榜上的体育强国，亦是于世界舞台上的一次华丽亮相。2009年第一季度，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中国的经济指标表现良好，连续三月跃居全球汽车销售第一大市场，工行市值荣升全球第一大银行等等，有不少的人在讨论中国的新崛起。
在出版传媒领域，2008年9月1日，因奥运会在天津异地举办了第十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009年1月8日，在北京举办了2009年图书订货会，1992个参展展位创历史之最。2009年4月24-25在济南举办2009年全国书市。慢慢逛来，社科类仍是满目的引进书、翻译书。学术也有圈子，亦又不同进路。我不知道，这些年在我脑海里不断冒出来的“走过翻译和引进的时代”，是一种短暂狂热的自信，还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偶尔也迷茫的陷在这展会无数的图书中。只是内心还有那么一种深信，那么一种希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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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作者现供职于法律出版社。
[2]文章初稿完成之时，在第9期《读书》上看到冯象的文章《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特引用文中的两段，供读者揣度。近年来有一个显著的进步，就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加盟法学，受到年轻一代精英学者的欢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进路，相对于教科书“概念法学”有个明显的优势；便于国际交流，提出有学术意义的问题，立足学术前沿。更重要的是，从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而非法条术语或立法者的意愿）出发，选题研究，可以展开对法治话语各个侧面的批判，既推动改革，又提升学术。……有鉴于此，中国法学，至少其前沿精英，就应当在拒绝学术腐败的同时，培育强烈的政治意识，关注民族利益，敢于担当历史责任。像王（元化）先生一样，把理论探讨的出发点放在中国的现实，而非任何“国际规范”或“普世价值”。如此，法学才能够触及历史真相，即上升为史学而承载民族精神，加入一个伟大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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