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所称的中国古代法律文献整理研究，自可对接于我国传统律学，其源远流长，根植深厚。晚近以来，随着重要性的日益彰显、学术力量的逐渐凝聚与投入，古代法律文献整理研究出现了难得的繁荣景象。无论是大型点校丛书的迭出，还是单行研究著述的问世，都为明证。

　　近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古代法律文献整理研究”学术座谈会上，分治各个历史时段的与会专家分别提交了相关古代法律文献整理研究的学术论文，足以窥见近期学界研究之新动向。
　　
　　一、先秦、秦汉新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

　　自2001 年公布张家山汉简以来，史学界与法学界有关《二年律令》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宏富。闫晓君先生以《张家山汉简囚律考论》，为题，综合学界现有成果，提出了他对囚律篇目的认定，并分“系讯”、“鞫狱”、“断狱”三目分述其考证心得；日本琦玉大学韧山明教授《秦汉时代的官吏如何认知律令》以各地出土的法律文献为基础，梳理出秦汉时代地方官吏认知律令的三种途径。此外，自2008 年12 月1 日《光明日报》刊登李学勤先生《初识清华简》一文以来，学者研究《保训》的热情高涨。李均明先生《清华藏战国简略说》介绍了“清华简”的鉴定、整理等过程，并举例说明“清华简”所传达出来的战国时期与“中道”有关的法制思想。目下，除了清华大学藏有战国竹简之外，北京大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皆有所藏，尤其是岳麓书院所藏秦律令简被学者寄予极大的期待，有关秦律令研究的新热潮或许即将到来。
　　
　　二、唐宋时期新近发现文献的整理研究。

　　自1999 年浙江宁波天一阁藏北宋《天圣令》被披露以来，10 年间，海内外研究成果迭出，研究重镇相继出现，自是法律文献研究之焦点所在。张忠炜先生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为例，介绍了囊括秦汉魏晋史、隋唐史、宋史等诸多学人的《天圣令》研究团队和概况。如果再加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黄正建先生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及读书班、以日本东京大学大津透先生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及“日唐律令比较研究新阶段”的课题、以日本京都大学渡边信一郎先生为代表的“唐宋变革期社会经济史研究会”、中国台湾以高明士先生为中心的“唐律研究会”和2009 年11 月6-7 日台湾师范大学召开的“新史料，新观点·新视角:《天圣令》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戴建国先生、日本岡野诚先生等多方努力，相信《天圣令》研究将促使唐令复原、唐宋法律变迁、日唐律令比较等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
　　
　　三、元代传世和新发现法律文献的整理研究。

　　元代向来是中国古代法律文献整理研究中最为薄弱的一环。20 世纪80 年代，由黄时鉴先生点校的《通制条格》(1986 年)、整理的《元代法律资料辑存》惠泽后学无数，后由郭成伟先生对《通制条格》进行了补正性的整理(2000 年)。张帆教授《(元典章〉整理的回顾与展望》则陈述了他所参与的、以陈高华先生为核心的研究团队近年来对《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的整理心得和经验，并通报了学界关于新发现的《至正条格》残本的整理概况。应当说，由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安承俊教授于2002 年在韩国庆州发现的《至正条格》残本，对中国古代法制史、元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意义。2007 年8 月，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正式出版了庆州残本《至正条格》，将其分为“影印本”和“校注本”两册，其中“校注本”由韩国庆北大学李玠爽教授、首尔大学金浩东教授和日本京都大学金文京教授共同完成。此后，海内外学界所投入的研究力量，还包括陈高华、张帆、党宝海、植松正、大岛立子等多位学者，研究热况喜人。

　　综上可见，学界有关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不但在传世文献上收获颇丰，而且随着新发现材料的不断面世，新的研究动态亦呈迭起之势。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较为成熟的文献考证成果可为法律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崭新的观点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