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底，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中美法律图书馆交流史上规模最大的学术活动——“中美法律信息及图书馆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隆重召开，来自中美法律界和法律图书馆界共约１９０名代表与会。此次中美香山会议就法律信息体系、中美法律信息资源的利用与开发现状、法律信息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与交流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议题所涉囊括了中国法律图书馆界当前所面临的几乎所有基础理论困境和实际操作难题。但是，由于会议时间及议题内容所限，上述议题最终未能予以深度开掘。这种结果其实也在情理之中：规模如此之大的国际学术会议，其所涉及的主题往往是结构上宏大而难免失之浮泛，其所呈现的氛围每每是理论味十足而不免流于空疏。可图书馆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因而有大量具体而微的实际问题无望在此次会议上被深入探讨，但其对法律图书馆的实务操作又至关重要。有鉴于此，笔者在会议期间就此类“边角问题”或“基础问题”采访了多位海外资深法律图书馆员。笔者的初衷乃是假这种近乎“私人对话”的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来呈现中美法律图书馆发展史中的深刻差异。兹文为此系列访谈之一。

 

              

 

刘：在这次的中美法律信息和图书馆研讨会上，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七年前我们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举办的暑期班和研讨会的后期效应：不仅那时参会的图书馆员们今天都成为法学院或研究所里图书馆方面具有“话语权”的骨干力量，而且他们也更专业化、国际化。关于02年的这个项目，更确切地说，我是项目的设计、联络以及授课等工作中的一员，项目的灵魂人物是Kathie Price教授，她是STARR基金项目的首席调查员，我只是用我的中国背景协助了这个项目的开展。Price教授曾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律馆长，还担任过美国法学图书馆协会的主席，是最早投身于中美法律交流的学者之一，属美国法律图书馆界的泰斗级专家，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参与这一项目。此外，清华大学法学院领导，包括当时的院长王晨光教授，副院长（现任院长）王振民教授，给予项目极大的支持；最重要是法学院图书馆副馆长于丽英老师的全力投入，她亲力亲为将暑期班和研讨会安排得非常完美。这是我与国内同行合作的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希望今后能更多地举办这样的暑期班，培养年轻的法律图书馆方面的专业人才。

 

 

 

刘：纽约大学法学院和交通大学法学院曾经有过部门法研究方面的项目合作。我一直和交大法学院图书馆（资料室）的老师保持联系，对图书馆的建设做点工作。我们的合作很宽泛，并没有固定的内容。从去年开始，我和法学院图书馆馆长徐小冰老师、交大图书总馆法律专业馆员袁晔老师等一起策划、组织关于法律图书馆发展的国际会议。在法学院领导，尤其是季卫东院长的支持下，今年6月初，这个名为 “综合性大学法律图书馆建设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汤森路透公司的资助下，得到成功举办。国内有十多个法律院校的院长、副院长、图书馆长和馆员地参加了会议。美国也来了不少法律图书馆方面的专家，他们来自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耶鲁大学、康内尔大学、华盛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以及纽约大学等顶尖法学院。大会中的“院长论坛”讨论了法律图书馆的未来发展和合作的必要性和前景，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图书馆员论坛”则交流了法律图书馆运作、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开设法律文献检索课、引证规范、参考咨询服务、教授服务、法律数据库获取的方法和策略等，非常实用。参会者们的讨论也很踊跃。

 

 

刘：在北京举办的中美法律信息大会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研讨会在某种意义上将对推进中国法律信息和图书馆建设具有一定的作用。中美法律图书馆之间合作首先是要使中美图书馆们具有一个交流的渠道和方法。通过这两次会议，中美双方有了比较直观、具体的了解。我相信，将来中美法律图书馆员们之间在工作上，尤其在资源交流上会有一定的合作。比如，在美国，开设中国法的法学院越来越多，学生需要获得中国法方面的研究资料，而这恰恰是美国法律图书馆藏的一个弱项。所以，美国同行们会希望得到中国同事们的帮助。            

 

 

 

 

     那面对互联网技术、特别是google为代表的新型搜索引擎以及新型信息获取模式对传统习惯的严峻挑战，法律图书馆员的角色有哪些变化？

 

刘：在北京举办的中美法律信息大会和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研讨会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大家基本同意，虽然法律信息获取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图书馆员的责任没有变。信息技术并不能保障读者自动就能获得准确、可靠的文献资源，图书馆们仍然必须承担起文献指导、电子资源的使用培训等职责。我认为，图书馆员们掌握的是一门关于如何寻找、获取知识的知识和技能。他们的工作方法，研究客体会有变化，但其使命不变，他们的职责因而也难以取代。

 

 

刘：在美国大学里设立终身教职（tenure）的宗旨是为了确保教学、科研人员具有宪法所赋予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在一些研究性的图书馆中，图书馆员们也承担一定的教学责任和较重的研究任务，所以他们具有与教授相当的地位和待遇。纽约大学图书馆就是其中之一。当然，美国各校对图书馆员晋升的规定和程序都不相同，但主要不外乎两方面的要求：学历资格和工作业绩（包括学术成果和专业活动）。在纽约大学，对图书馆员的终身教职的审核比较严格：申请者需要拥有一个专业硕士以上学位以及信息图书资讯学的硕士学位；还需要至少掌握两门外语；除此以外，对学术成果和专业活动都有具体的要求。在申请者所在图书馆首先需要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申请者的资格和业绩作全面考核。考核通过后，该委员会再报批法学院和大学。如果未通过审核，那申请者就得离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颇为无情的规则和程序。在美国，也有不少的法学院图书馆的馆员们不属于学校的教授（faculty）的范畴，那学校对他们也就没有学术成果的硬性要求。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地位和受尊重的程度。法律图书馆员是否应该具有终身教职，在美国也是争议不断的一个论题。

 

 

刘：我写的这篇论文确实被多次引用或键联，但主要原因是关于中国法律信息方面的文章太少。这些年来由于信息和网络技术本身的发展和学术交流的开放，中国法律信息的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眩目，相信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会越来越多。

 

      关于中国法律信息和图书馆的发展，我注意到以下几方面的变化：一是在观念上，法律学者们几乎无异议同意，对法律文献信息的把握直接决定了法律课题研究的质量和重要性，进而影响法律教学、研究机构的竞争力。我还注意到，中国的司法机构也开始注重法律信息的建设；第二，学界在法律信息建设方面非常积极，各主要法学院或法学研究学会都已经建立了非常出色的信息网站，有些甚至有不错的法律有关的数据库；第三，中国法律信息的商业性的生产者（供应者）越来越多，相互间的竞争促进了数据库的发展和成熟。

 

      但是我也注意到的一些问题：比如法律图书馆建设本身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图书馆员们的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对图书馆长和馆员的资格要求应该要统一。图书馆的建设也还有很多功课要做，比如馆舍的建造或修缮，应该考虑到电子时代学生的特点；法律图书馆的各类服务应该规范化、固定化。另外，我觉得法律界之间对法律信息建设似乎缺少有机、积极的合作，以至于造成一些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浪费。希望未来的中国法律图书馆协会能起一种指导、联络、沟通的作用。

                      

 

 

刘：纸质文献和电子数据库价格的上升和图书馆经费的冻结或减少也是令美国法律图书馆界同行们头痛的难题。集团采购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诸多办法中的一个。比如美国东北部法学院之间有一个“新英格兰法律图书馆联盟”，我所任职的纽约大学法学院也是成员之一。这个联盟的专职执行主任负责与美国和外国的法律数据库供应商谈判，争取得到一个合理的低价。参加该联盟的法学院定期地频繁联络、交流，对数据库的质量的查询功能等做出评估。这是一个既节约经费又确保向读者提供信息服务的一个很有效的举措。

 

       这些年来，电子资源的比例在以纸质文献为主的馆藏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但各校情况不一样，全美律师协会和全美研究类图书馆每年都做数据统计，我想不久应该会公布一个相对准确的数据。至于淘汰纸质材料，各校也有自己的馆藏政策，一般的公识是，图书馆应保证购买教学和研究的必要资料，比如确保一类资源的原始性的馆藏以及法学院经典学科的发展；尽量减少购买副本；淘汰重复性的、较容易获得的资料；在同一主题的馆藏中，淘汰那些学术地位相对低的专著或期刊；对外国法更多地依赖于公共域区里的文献信息，等等。此外，法律图书馆之间也加强合作，比如在馆藏购买上分工、分专题，避免重复收藏资源，以节省经费。  

             

 

刘：关于大学法学院的文献资源共享体系，各校的方法不一样，但法学院图书馆一般都是尽力将图书馆具有的所有资源以最有效、快速的方法提供给读者。有的法律图书馆还承担促进法律的公开获取的运动。比如康内尔大学法学院的“法律信息中心”，将美国公共域区里的法律信息，比如美国法典，最高法院的判例等收集、整理，定期更新，并将数据库免费向全球公民开放。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一些法学院也是如此。但是大多数法律图书馆没有人力、物力方面的条件，信息服务的对象还是锁定在本机构。另外，如果数据库是商业性的，那图书馆必须遵守与商家之间订立的使用协议，不能随意公开获取。

 

      关于名校、普通学校资源多寡不一的矛盾，在任何国家都有相似性。在美国，私立法学院之所以比公立法学院更具有强势，主要原因是在于其财政资源的雄厚。我所理解的“资源共享”的客体是公共域区里的资源，不受版权限制，对这些资源的充分利用一定会提高普通学校的竞争力，但并不就意味着会削弱名校的优势和竞争力。“资源共享”的终极目标是使这个世界更文明、公平和合理。

 

 

刘：总体来说，美国法律图书馆所采用的分类法逐步向国会图书馆分类法靠拢。在高校或学术研究性图书馆里，一般使用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公共图书馆则使用杜威分类法居多，主要原因是杜威法分类相对简单，难以涵盖学术研究性图书馆藏资料。在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情形下，为了便于组织和查询文献资料，分类的统一性变得重要起来。比如，不少法律图书馆对馆藏的文献记录做了全面的“重新分类”（reclass），统一采用国会图书馆分类法。

 

 

 

 

刘：美国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并不具有一个统一的编目系统，各校图书馆有不同的编目系统，但地处美国加州的Innovative公司的系统在法律和医学图书馆中比较受欢迎。另外，法律图书馆的文献编目一般都使用可机读的数据（也称marc数据），所以，编目者可在几个全球统一的文献库里下载或输入文献纪录。另外，如上面所说，大多数法律图书馆都采用国会图书馆的分类系统，所以，整个文献处理过程还是具有相当的规范性和统一性。

 

     据我有限的经验看，美国法律图书馆的组织、管理模式并不是一刀切的。有的法律图书馆人员不足，那么，一个馆员可能需要承担不同的职责，比如采编和编目由一人负责。但规模比较大的法律图书馆则分工仔细，比如在纽约大学法律图书馆，采编和编目属于两个不同的部门，大家各司其职。“外包”也是一个选择问题，规模小的法律图书馆可能比较倾向“外包”以节省开支。但是规模大的学术性图书馆还是依靠自己的专业编目员编目，以便保证文献目录的质量。当然，现在的编目绝大部分是“套数据”，很少量的文献资料采取“原始编目”。然而，编目者们还是需要花不少时间作在线目录的维护工作。

 

 

刘：关于电子资源的分类，美国同行们作了不少讨论，比如对电子资源术语的统一。在现有的系统里，法律编目者们对电子资源的文献处理已经建立了不少规则，以便与纸质资源的区分。现在，读者在检索文献目录时，一般都能非常容易地分清所需资源的载体。Westlaw 和LexisNexis的数据和主题分类没有普遍性，只对该数据库有效。但是West的“钥匙码”系统对美国法律的分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和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同一个论题。

 

 

刘：连续出版物是美国法律文献资源中的主要形式。一般来说，法律馆藏中大约7成以上为连续出版物，因为法律法规，案例报告，以及研究成果都是日新月异的，这与其它社会科学的学科，比如历史、文学等不同。连续出版物包括报刊杂志、期刊、丛书、活页（Loose leaf）等等。图书馆一般对连续出版物（尤其对一些核心刊物）装订，以便长期保存。近几年来，一些电子期刊档存产品（比如HeinOnline）的可信度和检索功能的完善，法律图书馆（有的迫于图书馆馆舍空间缩小的压力）已经开始讨论长期保存纸质期刊的必要性了。

 

      活页文献对法律研究曾经非常重要，直到现在，有些活页资料还是至关重要的资源。但总体来说，活页文献的学术价值有高有低，在整理、维护方面代价比较大，又较易缺失，已经逐渐失去优势。有些活页文献确实未包括在数据库中，如果它们恰巧是教学、研究必不可缺的，那么，图书馆一定会专门购买。如否，那它们通常是图书馆为节省经费而停止订购的首选。

 

 

 

刘：我的报告部分是关于教师服务的。以下是我的论题的摘要：在法律院校图书馆运行中，教师服务机制是图书馆的工作重心之一，也是实现法学院教学、研究的宗旨的极为有效的途径和方法。然而，这在目前中国法律教育中还是一个较新的理念。我介绍了美国法学院图书馆中教师服务制的具体实践和操作细则。同时，就中国的法律教育的现状讨论教师服务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即如何通过图书馆专业化的方式，向教师提供定向的图书馆服务，包括文献查询、文献传递，并对教师授课的学生提供文献指导，从而高效率地协助教师的研究和教学，这对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和研究任务的中国法学教师更为重要。我认为，图书馆实行这项专业服务将有助于提高图书馆员的地位，同时使教师在国家甚至全球层面上的竞争中更具有优势。

 

     关于文献检索，中国原来的四个司法部直属的法律院校一直开设法律文献检索课，有着不少可贵的经验。另外，在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中，清华大学在这方面是一个领军学校。于丽英老师的演讲提供了非常详细的经验。美方演讲者也谈了他们的经验和课程设置。一般包括给法学院一年级开设的“基本法律检索课”，以及二、三年级开设的高级法律检索课。这些课程在不少法学院学生看来是最有实用价值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