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图书是指诠释、介绍论述法律思想、法学理论各类案例、法律法规内容的专著、教材工具书和普及性读物。目前，出版法律图书有两难：一是法律的操作性强，从理论到实践，有一个理解和执行的过程，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和完善，二是由于我国处在经济变革时期，立法更新非常快，法律图书出版周期又相对较长，往往新书刚刚出版，内容已经过时。这一切都关系着法律图书时效性问题，而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该类图书选题的策划、组织出版，乃至最后能否顺利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时效性与立法动态

　　近年来我国法律不断设立、修改和补充，初步形成了一个崭新且比较完善的体系。随着这个体系的建立，法律图书品种日益丰富，也初步形成了一个法律图书体系特别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现已成为法学教材的出版基地之一。

　　在每一部法律即将诞生之际，都伴有介绍该法理论和内容的图书产生。而这一过程正是法学编辑掌握立法动态把握出书时效的过程。时效与立法的紧密联系在这时表现得十分突出。

　　每一部新法诞生都会带来学习的热点，提早掌握该法起草、酝酿、讨论、通过公布的信息，便可控制配套用书的策划、组织、撰写出版的步伐。这需要编辑经常地与立法部门沟通、联系，了解立法部门的想法和动态、了解哪些法律在起草、酝酿或正在进行立法调查？哪些作者、专家正在撰写介绍该法思想和内容的著作？只有掌握了立法动态和作者信息，才能把握图书出版的最佳时机，取得出版的最佳时效。

　　二、时效性与图书质量

　　时效性与图书质量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在保证时效的基础上保证质量，在保障质量的同时注重时效。目前，出版界存在的“无错不成书”的现象，固然与管理体制、编校质量、编审制度有重要关系，但也是只注重经济效益，抢时间、争时效的结果。例如，在每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中，复习指导书不下十几种由于受复习大纲出台的时间限制，又为了抢在考试之前出书，各书商、出版社抢时间、争市场，最后推出的复习辅导用书有相当一部分很难保证质量，有的甚至出现1/1000的错误。在这里，时效性与质量形成了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许多出版社都作了有益的尝试，如改善管理体制，加强编校人员的精品意识，聘请社外专家加入编辑队伍，聘请高校研究生加入校对队伍，扩充编校力量，以及找有实力的印刷厂按时按质完工等，都不失为求时效又讲质量的好办法。

　　三、时效性与超前性

　　有内行人评论说，图书不求畅销，但求常销。从营销的时间期限看，图书的时效期限越长，市场占有的持续时间也就越长，市场占有率也就越高。那么，如何延长法律图书的时效期限呢？笔者认为：方法之一就是选题的超前性。做为一个法学编辑，不仅要有精品意识，更要有超前意识。在日常的工作中，通过各种方式同立法、司法部门建立联系经常地参加各种会议，听法学专业的学术报告经常与著译者和归国人员联系，了解国内外法学动态经常翻阅报刊资料，吃透党的方针政策，研究法学理论和新法规内容，从多渠道、多侧面、多角度收集信息，开动脑筋，才能提出具有超前意识的选题，然后不失时机地组织论证编写和出版，从而实现更长、更强的图书时效。

　　四、时效性与出书时间和出书过程

　　出书时间的适宜与否，出书过程的长短，决定着图书的时效。出书时机把握准确，便能取得最佳时效反之，便形成最差时效，不仅使图书失去销售价值和使用价值，也会给出版社造成损失。例如：1995年是我国的金融立法年，在这一年颁布了《票据法》《担保法》《商业银行法》，还颁布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和《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在后面这两大决定中，针对新形势，对原刑法补充了许多新罪，影响很大。根据这两个决定撰写的《刑法新立罪实务述要》在1996年7月出版。此书在1996年是适合形势又立意新颖的选题，但事隔半年多，1997年3月新刑法颁布，两大决定中大部分新罪重新排列组合，吸收进新的刑法条文，并在定罪量刑上进行了许多修改，同时又设立了许多新罪。随着新刑法的颁布，选题新、质量好的介绍新刑法内容的新书相继问世，《刑法新立罪实务述要》面世仅半年便过时了。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出书时间与图书时效性的重要关系，也再次证明了立法对图书时效的决定作用。

　　综上所述，图书时效性与立法动态、图书质量、出书时间等都有重要关系。要实现图书的最佳时效，需要编辑、作者及出版、发行人员的协同配合。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日益完善，法律图书也会日益品种繁多，兴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