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了法律系。可是，在法律系里反复转了几圈之后，我却没有找到在中国的法律系里面的那种感觉。
来比萨之前，我已经在中南政法学院度过了7年的学院生活，所以对一个“法律系”是个什么样子，有种根深蒂固的理解。在中国，当你走进一个大学的某幢楼房，我敢保证，映入你眼帘的很可能是一溜办公室，门牌上往往写着“学生处”，“财务处”，“党办”，“主任室”，“工会”，“人事处”之类的牌子。当你怯生生的敲敲那半掩的门，里面往往传出威严的声音“谁，干什么？”。当你屏住呼吸进去，往往发现里面很是宽敞，只是墙角里有一人，一桌，一沙发，一纯净水热水器而已！那个问你的人往往正在看报纸或者是喝茶（在电脑和网络普及之后，他们往往是在打网络游戏）。由于你打扰了他的清闲，你往往会被三言两语打发出去，或者被一连串的“不知道”顶出门外。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法律系的概念。没有到意大利之前，我并没有觉得它有什么不妥，因为我从来没有深究过大学应该与行政机构有什么区别。但是，人的朴素的情感是存在的。说实话，在中国的大学中，我最憎恨的地方就是那些所谓的办公室！小时候就知道，做错事后最严重的就是“去办公室”！
我刚刚到比萨的时候，受中南领导的委托，要去会见一下法律系主任 ROMBOLI 教授，因为该教授主持开创了与中南的合作。按照老经验，我到处找“法律系主任办公室”，结果别人告诉我说，主任是没有单独的办公室的，要找得去其所在的公法研究所。这让我觉得纳闷：主任都不搞间办公室，怎么办公，会客，喝茶，看报纸？后来我终于见到该主任，是在他所在的研究所。所谓的研究所，其实就是一个图书馆，加上在这里工作的教授的工作间而已。在密密的书的丛林的深处，有一间他的办公室，门牌上所写只是 ROMBOLI 教授。更加让我觉得惊讶的是，在交谈中， ROMBOLI 说他已经不是系主任了。我满腹狐疑，询问我的东道主贝教授，与中南的交流的项目，现在由谁负责。他说，仍然是 ROMBOLI 教授。他还解释说，系主任的头衔并不重要，无非是教授会议主持人而已。这个头衔基本上是教授们轮流换着戴。重要的该教授是资深教授，影响力很大，他的意见，别人不轻易去反对。他对我说，比萨大学法律系基本上就等于比萨大学法学教授联合会。他的这一解释，让我立即领会到此法律系与我曾经呆过的法律系之间的差别。经过观察，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比萨大学法律系基本上没有什么中国意义上的“办公室”。法律系，首先是一个教授的组织机制，教授是法律系的主人，所以，在这里，几乎所有的房间都被固定地分配给教授（或者是其助手），作为其“工作室”。注意，我说的是“工作室”，而不是“办公室”。由于法律系被理解为一个教授们在此研究和教学的场所，因此，没有什么“公”需要去“办”。教授不是官僚，不是公务员，他们不是在这里“办公”，他们是在这里工作。
其实，只要看看教授的工作室的门上的各种通知就可以知道他们在里面干什么事情。说到忙，意大利的教授不比中国的闲。但是，在所有的意大利的大学的教授的工作室的门上都必然贴着一张“接待时刻表”（ orario di ricevimenti ）。什么意思？意大 利的教授们，除了课堂授课的任务之外，他们还有义务在每个星期的某一天，专门拨出大概两个小时，坐在他的工作室中，“接待”学生，与学生交流学术，解答疑惑，辅导学生论文等等。由于这是一项制度，所以每个教授都必须要认真对待。如果他们因为有事情不能在预定的时刻里接待学生，至少要提前几天贴出通知，进行公告，免得学生苦苦守候。我的学术东道主贝 教授，经常仅仅是由于有这个“接待日”，而从罗马特地赶到比萨来。
我不知道在别的欧洲国家是否有这个制度，但是我毫无保留地礼赞这一做法，因为它为老师因材施教，为一些对学术特别感兴趣的学生能够与老师交流提供了渠道。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典型的情景：最开始，一个年轻的学生，20岁不到，他红着脸，鼓着勇气，在教授接待的时候，去问了几个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教授热情解答，并且推荐一些书籍给这个学生做进一步的阅读。过了几个星期，学生又来了。他已经读完了那些书，带来了新的需要解答的疑问。教授继续解答，又指定了一些书让他阅读。渐渐地，他们成为了朋友，学生不再拘谨，他开始试图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甚至他提出了一些教授也回答不了问题。怎么办？
答案仍然在教授工作室的门上。因为那里贴着教授主持进行“习明纳”（ SEMINARIO ）的消息。这是教授的另外一项工作。他把那些对他所研究的领域特别感兴趣的高年纪学生（也有博士生）组织起来，就一些非常新的，非常学术化的问题进行讨论。意大利的教授特别热中于搞这种讨论，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管理大学的权力，把这种讨论会变成半官方的。参加讨论会，做主题发言的学生，甚至可以免试而获得学分。
我们的故事仍然在继续，那个充满好奇心的学生，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经常在研讨会上高谈阔论，滔滔不绝的人。教授也挺喜欢这个年轻人，于是就在一场挺形式化的选拔考试之后，成为了该教授的博士。他开始“跟随”该教授，成为他的助手，教授也开始手把手传授一些绝活。后来，小伙博士毕业了，出书了，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导师····”。后来，新科博士成了教授的助教（ ricercatore ）。他每天埋头搞学术。教授也开始张罗着给他谋取一个教席。这真不容易啊，因为教授的席位是固定的。但是，教授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自己的弟子当上教授。终于，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在他接近40 岁，在大概出了3本专著之后，也成为了一个教授。他也开始接待学生，搞研讨会······
Oh ，老天，我不是在编一个故事。其实，我不过是描述了一个意大利教授的典型的成长模式。几乎每个教授都是这么过来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导师”：那个帮助自己打下学术基础，其思想构成自己的学术基本背景的那个人。这一切之所以可能，难道不是因为那个“接待日”制度吗？但是，这个接待日制度之所以可能存在，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把法律系理解为“教授工作的场所”而导致吗？
法律系 = 教授们的“工作室”。这是一个让我感慨无语的等式。它的存在，让我感觉到中国的大学的变态。中国的大学教授们，就一般而言，如果不是行政上有兼职的话，他们是绝对没有“工作室”的。但是，那些终日基本上无所事事（因此，他们经常由于闲得发慌，而要找教授们的麻烦）的所谓行政人员，却人手一间。教授们去系里时，仿佛是到别人那里去串门，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浑身不自在。更加成问题的是，老师们被迫下课以后就回家，没课就在家。可怜的学生们，他们到那里去找老师们交流？本来教授是学校的主体，结果，他们却被挤压到自己的家里的书房中！更加可恨的是，老师们被迫呆在家里工作，反过来却被那些所谓的坐班的人认为是工作量很少。
把中国的法律系（其他的所有的系都如此）从行政、官僚色彩浓厚的“办公室”模式转变为意大利式的强调学术性，强调大学的教书育人的之本色的“教授工作室”模式将带来一系列的根本转变。对于学生而言，“法律系”，它的背后是学者，是老师。当你敲开法律系的一扇扇门，你知道，里面接待你的是你的老师。你们谈话的内容必然是关于学习的，关于知识的内容。对于老师而言，“法律系”，它意味着是我的工作的地方，我的左右房间里是我的同事，我们经常相互交流，一起去吃午饭，饭桌上谈的也是学术。
对不起，写到这里，我似乎遗忘了些什么。意大利的法律系难道不需要辅助人员（我很讨厌所谓的行政人员的说法，因为这一称呼不能正确地反映他们的作用。他们其实只是办事员，因为他们行使的不是行政权！在大学中，管理者仍然是教授。）吗？他们在哪里工作呢？我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比萨大学法律系，当然有他们工作的地方。在每个研究所的图书馆的入口处有一个宽敞的大厅，在角落里，用玻璃幕墙围起来一个半封闭的角落，这就是他们工作的地方。其实，那里也是不错的，也可以放工作用的电脑和文件柜。他们是在一个四面透明的环境中工作，因此，光线特别好，这样便于教授和学生们找到他们。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的台子就放在通向教授工作室的厅堂中。这样，办事大家都方便。
建筑空间的分配应该服务于建筑的主要职能。教授们干的是脑力活动，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以求得环境的宁静。辅助人员所从事的主要是事务性的活动，接电话，找书，帮助复印之类什么的事情。他们呆在开放的空间中更加合适。一动一静，各得其所，各不相扰。教授们对辅助人员彬彬有礼。后者对前者则也是尊敬有加，毕竟教授们是大学的老板。在比萨法律系，有几次秘书们带着我去见某位教授。他们往往在教授们的门前停一停，然后轻轻地敲门，轻轻地敲门。那一刻，我对他们充满了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