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的外表气派与芝加哥城的现代气息相去甚远。这个学校太像修道院了。好在安然静默利于沉思，枯燥无聊有益学问。在学问上，芝大有精彩的故事，在120 年的历史上，出过87名诺奖获得者，数量居世界第一。

    法学院生产思想很难得

    法学院是大学的一部分，芝大法学院与其他院系尤其融合：它处在大学的南部边沿，与大部分院系隔着一条大马路。法学院教师和学生经常到路对面的经济学院、管理学院、哲学系听课学习、参与研讨。芝大法学院也与其他院系一同创造了不起的思想：科斯、贝克尔、波斯纳建构的整个法律经济学，泰勒（Richard Thaler）、桑斯坦的行为法律经济学，以及哈克曼（James Heckman）、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经济学和哲学中推进的“教育-能力”理论。能够生产思想对法学院而言十分难得。法律学科由于其自身特点，极少能供应影响人类进程的智慧，但芝大法学院似乎是个例外。

    芝大法学院是美国法律研究的重镇。在美国法律界，它也以严谨浓厚的学术氛围知名。实际上，这里总能产出美国法学界的代表性人物，从波斯纳、爱泼斯坦，到桑斯坦、莱西格、小波斯纳；总统奥巴马参政前也是这儿的教师。

    交叉学科得益于学术交流平台

    芝大法学院氛围的形成根植于它与其他学科的真诚交流。法律研究自身不产生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也不可能输出哲理人伦，对（社会）科学理论和人类智慧的贡献都极其有限；因此，如果不向其他学科寻求帮助，法律研究者很难作出任何深刻和有益的思考。而这所法学院的最大好处就是交叉学科交流的风气和习惯。这得益于它丰富的学术交流平台，比如仅有一路之隔的芝大其他学院，又如法学院各种各样的研讨会（workshop）；另一个重要平台是学院两本教师编辑的刊物：《法律经济学期刊》和《法律研究期刊》。它们都是美国法律交叉学科研究中的顶级刊物。《法律经济学期刊》的历史，国内法律和经济学界比较熟悉。就《法律研究期刊》而言，通常人们认为科斯在1972 年想再办一本法律交叉学科的刊物，以促进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法律现象和问题，遂与波斯纳一起创办了这个刊物。但实际情况是，科斯关注的是从法律和制度安排中发现经济规律，而对法律问题本身则兴趣寥寥；但投向《法律经济学期刊》的后种类型稿件实在太多，其中不少是佳作。为保障原期刊的纯正品位，又不浪费佳作，科斯才勉为其难再开办刊物，以收纳其他稿件。在此后的40 多年里，这两本期刊都成为法律交叉学科研究的重要平台。包容传统源于一场讨论。

    芝大法学院开放包容的传统，得益于建院伊始的一场讨论。1902 年，法学院刚刚成立，教师弗恩德（Ernst Freund）希望加强社会科学学科的教学，坚持在法学院引入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课程。而建院院长比尔 （Joseph Henry Beale）则坚决反对，在一封写给芝大校长哈泊的信中，他提到：“他（弗恩德）希望往三年的课程里塞进与法律毫不沾边的科目，这无疑会减少投入到法律学习中的时间和思考。这是一个非常郑重和极端重要的问题。”芝大法学院没有接纳建院院长的理念。比尔在建院两年后离开芝加哥，法学院由弗恩德领衔。在此后的20 多年里，他逐步将社会科学引入法学院的课程表。到1920 年代，这些通常被称为“研讨课”（seminar）的课程已涉及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芝大法学院的课程设置深受当时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影响。芝大法学院比较年轻，也比其他老牌学院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没有法律形式主义的历史包袱成为其后发优势，进而为此后的法律经济学运动打下基础。

    芝大法学院的规模很小，学生共600人出头。相比之下，教师群体却很庞大。法学院教师大致分成专职教师、讲师和法律诊所讲师。专职教师50人左右，平日在法学院进行教学和研究；讲师多为在实务部门供职并具有学术造诣的人士（如波斯纳法官、伊斯布鲁克法官），他们受聘在法学院长期开课；法律诊所讲师则带领学生开展出庭、法律援助等实务训练。法学院只有一座主建筑，既是图书馆，也是教师办公室，学生与老师交流非常方便。

    教师授课时非常重视学术思维培养。学院为避免学生染上“书呆子”气，外聘实务人士的教学和诊所式法律教育自1980 年代后逐步增多。现在，传统法学院课程（宪法、诉讼法、合同法等）、偏学术研究类课程 （价格理论、法律思想经典、女权主义）、实务类课程（会计、诉讼诊所、公司金融）比例大致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