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情报界称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为知识域可视化或知识领域映射地图，被用来显示知识结构关系与发展进程。也就是说，知识图谱是把应用数学、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与计量学引文分析、共现分析等方法结合，用可视化的图谱形象地展示学科的核心结构、发展历史、前沿领域以及整体知识架构的多学科融合的一种研究方法[i]。它把复杂的知识领域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知识计量和图形绘制而显示出来，揭示知识领域的动态发展规律，为学科研究提供切实的、有价值的参考，用可视化技术描述知识资源及其载体，挖掘、分析、构建、绘制和显示知识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图表知识，帮助用户方便快捷地找到所需要的知识。有学者列举知识图谱技术可用于以下几个方面：（1）明确主要研究领域、专家、机构、授权、出版物、期刊和特定研究领域的其他关键主题词，以及这些主题词之间的内部联系；（2）明确各研究领域之间的知识输入与知识输出；（3）科学研究领域的动态化（如增长速度，多样化等）；（4）信息生产和传播中的经济因素；（5）科学社会网络；（6）明确战略的作用和政府项目的应用研究[ii]。

    知识图谱作为一种指南和导航系统，很多学者从知识图谱的概念、特点、类型、功能、构建技术、评价指标以及知识图谱的应用等方面对国内外知识图谱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总结。[iii]知识图谱成为知识管理的重要工具。也有学者研究了一种基于层次分类体系的知识地图结构，并提出了一个以层次分类方法为核心的知识地图自动生成方法，用来自动构建符合组织需求的知识地图[iv]。迄今为止，其实际应用在发达国家已经逐步拓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图书情报业也不断开拓运用领域和方法，利用之为研究者提供更前卫的情报信息服务。在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开始运用于学科研究之中。正因为它的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法学研究者运用知识图谱技术对自己所从事的专题研究的知识进行相关文献内容中概括出主题定义与主题之间的比较关联，将研究领域内主要的概念及其关联以合理的层次结构立体化体现出来，以实现对文献资源的有效组织和做出有利于专题研究的判断。知识图谱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指南、导航与便捷，作为法学情报人员如何运用之转变以往的信息服务方式开拓为法学研究提供更学科化的情报信息服务的新模式？

    一、法学情报人员情报信息服务模式的转型

    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要求法学图书馆管理员具有一“专门特长”，而这特长就是指法学情报人员具有法学某学科的知识和一定的研究能力。法学信息知识管理与服务需经历知识发现与组织、知识抽取、知识分析、知识整合、知识构建、知识利用的系列过程。这样的过程，对信息情报人员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法学情报人员不仅具有情报学知识，能够运用情报学知识方便而便捷有效地为法学情报服务，更应具备一定的法学知识能够运用自如地为法学专题研究提供知识整合、管理服务。同时法学情报人员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应独自承担法学某专题研究，从而在法学信息知识管理中更能主观能动而随时为法学研究者组织、抽取、分析、整合的与研究相关的信息知识。

    快速发展的网络和信息技术给我们每个法学情报人员带来提升信息服务意识和方式的压力和挑战。知识发现与组织就要求法学情报人员要善于接受、适应和运用新信息技术的发展，善于从单位内外发现、组织、整合和实时分析不同信息载体的法学专题研究所需的各类相关信息资源。正如知识建构研究者T.Reamy所言：知识不是我们典型意义上存储下来的东西，相反，我们存储信息，是让人们将它转化为知识[v]。法学情报人员转变服务意识和方式，运用自己的智慧，能动地根据法学学科研究的需要，运用知识组织、知识抽取、知识构建的知识管理方式不时地从各种数据信息资源中识别、发现和提取出与专题研究相关的知识，注重在信息资源收集时对显性和隐性的信息资源进行挖掘、收集、聚类、甄别，对相关信息作以标注描述和关联性分析，对广义型、分类型、关联型、预测型等各类型知识进行筛选聚类提取保留对专题研究有价值的信息资源或者说是新的知识，并对新的知识进行评价，并跟踪法学某学科研究领域的信息动态。以文本挖掘为范畴，通过识别文本中的知识片段增加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是在信息抽取的过程中更加深层次地发现文献中隐含知识的过程。实现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换[vi]。并将搜索到的信息资源按研究者的所需有机地整合起来，按专题研究方向对聚类的信息资源进行知识价值分析和评介，将其转化为为研究者所用的信息知识。这种高要求的知识组织与管理的服务模式是我们每位法学情报人员面临的挑战和力求具备的能力与逐步展开的信息情报服务模式。

    人们说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社会调查法、历史研究法、逻辑分析法、语义分析法、定量分析法都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法学研究者在法学研究中也广泛运用这样的方法，不少法学研究者在管理专题研究的信息动态时通过CSSCI和Law Journals Ranking运用引文分析法，再进行比较、概括、抽象、归纳等的逻辑方法研究法学某专题研究论文引证率知晓该专题研究的相关理论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有学者认为影响因子越高，显现文献的新颖性和信息质量越高。从比较的角度而言，参考文献数量较多的论文它的平均引文数量也比较大，不少法学研究者通过阅读高水平的论文或依影响因子来发现与研究课题相关的信息资源，并从中获取对自己研究方向有影响的思路和灵感，或从中了解其他学者对自己研究成果或思想的如同或批评，从而推进自己一研究继续和新思想。朱苏力教授认为：“文献引证是衡量学术著述之影响的一个重要维度，特别用来研究一些本来非常难于定量研究的现象”。考察中国学术论文的来源文献，“我们可以看到法学著述者所使用的中外学术思想资源甚至知识传统的改变；考察引证的是论断还是思想进路或方法也可以看出研究者的心态变化。甚至从引用的数字资料的增加还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变迁”[vii]。其实专题文献引证因子的整合与分析类似与过去卡片式对专题论文的管理，只不过现在是使用电脑用Citespace等软件的自动化程序提高了因子的整合速度、准确率和排比对照分析。本人觉得充分运用这样的软件进行某法学专题研究动态的分析并非法学研究者才能胜任，虽然是学科专题研究状况的数据分析，但我们情报人员具有为专题服务的奉献意识同样也是可以展开这样的服务方式的。

    但目前国内不论是利用CSSCI文献尽量进行《中国诉讼法学研究前沿的可使化分析》，还是《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还是《CSSCI法学期刊：谁更有知识影响力？》，还是《我国法学引证研究之省思》，透过这些对引证或影响因子的分析来阐述法学某学科的研究状态和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声誉、影响、威望、名望、学术产出的质量、杂志的质量以及学者和大学院系的产出，都是法学研究者或教授们自己，而非法学情报人员对法学某专题研究状况的了解和分析的成果，这只能说明我们法学情报人员对法学某研究领域的文献资源的了解、分析和研究的缺失，或者说没有充分运用情报学知识和法学知识的展开能动性的情报信息服务。如果我们能像这些学者样为他们的学术研究做出这样的文献信息的分析，研究者岂不是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在我们的信息服务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了解学术研究的进展和研究方向的预示！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CSSCI并不能真正反映法学期刊的知识影响力”，“CSSCI并不利于专业法学期刊的发展”，“比较而言，单篇文章的引证次数更能够用来准确评介文章质量”[viii]。也有学者认为：“法学论文的真正品质不能简单地以引证率来衡量法学，而应该通过建构本土化的学术评价机制来综合衡量”[ix]。但法学情报人员为研究者按照研究者的需求做引证次数和数据分析对学者了解目前所从事的专题研究的动态和价值取向是有预示或预警意义的。而这种不需法学理论知识有如何深厚功底或博学的有识之士的我们法学情报人员是可以为法学研究者展开这样服务的。目前国内使用知识图谱和作引证因子分析研究专题研究的大多是法学研究者而不是我们法学情报服务人员。似乎让我们觉得是情报人员情报服务方式的缺失或适用信息时代发展催生情报人员服务意识和能力的差异。

    情报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学者运用Citespace程序进行法学某研究领域的信息知识图谱，通过该程序对研究领域的专题信息进行处理、尽量分析、共现分析、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数据分析方式挖掘和展现知识图谱是的可视化的数据分析结果。如奕春娟、罗海山两位学者在《中国诉讼法学研究前沿的可视化分析》一文中论述了他们

    运用Citspace程序探测出从1998年-2007年间中国诉讼法学研究领域核心人物的图谱。知识图谱显示陈光中、陈瑞华、江伟等学者为这十年间对我国诉讼法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的核心人物。通过知识图谱也测试出该十年间我国诉讼法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领域[x]。王社坤学者在其《环境法学研究影响性因素实证分析――基于CSSCI法学核心期刊环境法引证的调查》一文中分析了环境法研究者“与其辛苦翻阅其他教材不如直接引用其他论文中看似已成结论的论断，并以此减少犯逻辑错误的风险”[xi]。湖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研究生游文亭2011年以题为《中国婚姻法学三十年知识图谱》[xii]。撰写了毕业论文。文中从文献数量、载文刊物、著者结构、文献主题四个角度对我国三十年来婚姻法学的研究目标作以分析，提出我国婚姻法学的研究目标仍有待明确，婚姻法的普及实施及完善亟需更多的研究理论指导和我国法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行业有很大发展潜力需要开发的建议。作者以一种基于层次分类体系的知识地图结构，并提出了一个以层次分类方法为核心的知识地图自动生成方法，用来自动构建符合法学我国三十年来婚姻法研究的知识图谱。

    从法学文献的引证率和知识图谱，我们可以了解法学某研究领域的研究动态，学者对该领域的关注度和共鸣度。法学情报人员如果也都以和法学研究者同样的角度或方式运用一些相关知识组织和知识管理的软件对法学一些领域的课题作更深层次的分析研究，那么我们法学情报人员的情报服务方式就不再是文献的采集、一二三次文献的服务方式了，而是情报人员的使用先进的方式使信息服务的方式逐步与学科研究接轨，逐步使所在的法学图书馆成为学科型法学图书馆，从而提升本馆在情报服务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因而我们是否可以时常关注和参与本单位的法学研究的动态，注重了解研究者的研究方向、目标和要求，通过情报学方面系列软件为研究者提供相关研究领域的知识体系和动态以期达到为他们的研究提供创新的灵感，为他们提供“点石成金”的嫁衣呢？Note Express、EndNote、Reference Manager等是个人知识管理，我们法学情报人员是否也可为专题法学研究情报服务使用之？

    共享平台、开发存取、云存储、云服务、云计算技术、云计算应用、超算技术等应运而生，给为未来图书馆事业带来威胁和挑战，我们要善于把握计算机技术的发达给法学图书馆带来的发展机遇。法学情报的服务方式也该与时俱进，不能停留在就有的服务理念上。法学文献信息资源如何与法学研究对接和法学馆如何由传统服务方式的转为学术性图书馆，是值得我们每位法学情报人员深思的问题。

    二、法学情报人员积极性有待提高

    在美国法学图书馆一般由一名专职馆长负责日常管理，馆长是法学院教师，其地位与专职教师平等，馆长应拥有法学学位和图书馆或信息科学学位，具有丰富的图书管理知识与经验[xiii]，这无疑说明法学图书馆的重要地位，法学情报人员与法学院教师具有样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在我们国内情报人员虽不取得教师职称，但取得的是技术职称，与教师同样可以申请各种不同类型的课题和进行各来研究，有机会向学生传授法学知识和信息的机会。从理论上说也与教师同样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只是一些情报人员在如何体现和实现自己的地位和社会价值方面缺乏足够的信心和价值取向，法学情报人员应提高法学知识和情报服务能力，提升自我的价值，单位应给予法学图书馆逐步向学科图书馆转型和法学情报人员提升服务方式激励机制。

    法乃天下之公器，书乃智慧之源泉。传承汇集古今中外之法律智慧，润养浩然正气之法学情报人员之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