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法学的兴创和成长，是一个透过现代学术体制、教育系统和出版机制而展开的过程。法政杂志作为其中的重要工具与媒介，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立宪、法治的生命大本，常常要由法政杂志来表达、承载与收藏。同样，中国近现代的法政（立宪与法治）调适和革命，亦与法政杂志的兴衰起伏息息相关。或者说，法政杂志的命运，是中国立宪与法治命运的一个缩影。因此，对近百年来的中国法学、法政所展开的历史研究，必须包含对法政杂志史的透视与解读。此种透视与解读的问题、方法和角度，当然可以也应当是多元的。譬如知识史的视角，社会学的方法，文化的解释，均可采用；法政学人的类型与法政杂志的异趣，法政杂志与社会法政思潮的关系，一本法政杂志的生命历程等等问题，亦需要专门的探究。
本文主要对近代法政杂志的兴盛予以介述，并重点述说、评论近代法政杂志的宗旨或精神。前者将使我们知悉近代法政杂志的规模与生长场景，后者则让我们直通近代法政杂志的中枢或大脑。
一、近代法政杂志的基本生态
根据有关近代中国中文期刊目录的书籍及一些馆藏文献[1][2]，中国近代法政或法律杂志（期刊）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1）法律法令类，如《立法专刊》、《内政法令月刊》、《法令周刊》、《法令周报》；（2）司法实务类，即各级法院或司法行政部门发行的法院公报、司法公报、司法汇报、司法月报、司法半月刊、司法旬刊、司法杂志等；（3）法政知识（常识）类，如《宪政白话报》（汉口，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1910）、《法律常识》（沈阳，东北法学研究会，1930）、《民众法律常识周刊》（上海中国法律编辑所，1932）、《法律知识》（北京，法律知识社，1947）；（4）法政学术类。本文关注的仅限于学术类的杂志，故本文所称“法政杂志”，系专指法政领域中的学术杂志。
粗略统计，从清末到1949年，陆续创办的法政杂志大约有150种，其中，清末20余种；民初至1926年30余种；1927至1949年90余种。为了概观近代法政杂志的基本状况，我们首先按此三个时间段，来描述近代法政杂志的基本生态。观察此不同时间段中法政杂志的生长态势，可以发现，近代法政杂志的兴办，明显呈现出逐渐增多且日益偏向法律学（“政学”与“法律学”渐趋分离）一域的趋势。尤其是到了1940年代，新创、复刊和延办的法政杂志，已是道异风多，蔚为大观了。
清末创办的20余法政杂志是：《译书汇编》（《政法学报》，1900）、《法政杂志》（日本东京法政杂志社，张一鹏，1906）、《预备立宪官话报》（上海预备立宪社，1906）、《宪政杂志》（上海宪政研究会，1906）、《北洋法政学报》（由《学报》和张一鹏《法政杂志》合刊而成，1906）、《北洋学报》（天津，北洋官报总局，1906）、《地方白话报》（保定，王法勤，1906）、①《新译界》（日本东京，范熙壬，1906）、《中国新报》（日本东京，杨度，1907）、《法政学交通社杂志》（孟森、孟昭常、杨荫杭、秦瑞玠等，1907）、《法政学报》（日本东京法政学报社，沈其昌等，1907）、《牖报》（李庆芳，1907）、《大同报》（恒钧，1907）、《预备立宪会公报》（上海预备立宪会，孟昭常等，1908）、《学海（甲编）》（北京大学留日学生编译社，1908）、②《法政介闻》（柏林，留德法政学生马德润、周泽春，1908）、《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卢乃潼等，1908）、③《福建法政杂志》（福建法政学堂，1908）、《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杂志》（日本东京，“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1908）、④《宪政新志》（吴冠英，1909）、《北洋政学旬刊》（由《北洋法政学报》改成，吴兴让等主编，1910）、《法政杂志》（上海法政杂志社，陶保霖，1911）、《法学会杂志》（北京法学会编辑部，1911）、《北京法政学杂志》（北京潮州会馆，1911）、《法政浅说报》（北京，1911）。
民初至1926年，主要的法政杂志有：《言治》（北洋法政学会，1913）、《宪法新闻》（北京宪法新闻社，李庆芳，1913）、《法政学报》（北京法政同志研究会，1913）、《宪法公言》（北京，秦广礼，1916）、《政法学会杂志》（北京，政法学会，1917）、《法政学报》（月刊，北京法政专门学校，1918）、《社会科学季刊》（北京大学法学院，1922）、《法学季刊》（《法学杂志》，东吴大学法学院，1922）、《法律评论》（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社，1923）。
1927至1949年，法政杂志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生长，其数量约为前26年的两倍。比较典型者，除第二时期的《法学季刊》（《法学杂志》）、《法律评论》等续办之外，主要是：《上海法科大学月刊》（1928）、《中华法学杂志》（谢冠生，1930；中华民国法学会，1936）、《法政季刊》（上海法政学院，1930）、《中央大学法学院季刊》（1930）、《法学丛刊》（月刊，中华民国律师协会，1930）、《法学季刊》（南京三五法学社，1930）、《现代法学》（上海现代法学社，郭卫，1931）、《法学专刊》（北平大学法商学院，1933）、《法治旬刊》（南京法治旬刊社，1934）、《震旦法律经济杂志》（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1944）、《宪政》（重庆国讯书店，1944）、《新法学》（月刊，上海新法学社，1948）。
以上各个时期的法政杂志，乃是由各种不同的组织、人员所创办或主办。（1）各法政专门学校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创办，如《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季刊》（1923）、《广东大学法科学院季刊》（1925）、《上海法科大学月刊》、《中央大学法学院季刊》、《法专特刊》（重庆法政专门学校，1930）、《山西大学法学院季刊》（1937）。（2）各种法学会组织主办，如《中华法学杂志》、《法学月刊》（北京，民国大学法学研究会，1925）、《上海法学院宪法研究会会刊》（1933）、《山东法学季刊》（中华民国法学会山东省分会，1937）、《法学月刊》（中华民国法学会湖北省分会，1947）。（3）各种律师协会（公会）主办，如《法学丛刊》、《法治杂志》（广州律师公会，1946）。（4）法政科学生创办，如《译书汇编》（《法法学报》）、《法政月刊》（上海法政大学学生会，1926）、《法轨》（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同学会，1933）、《东吴法声》（东吴大学法学院学生会，1933）、《法声半月刊》（广东法科学院学生自治会，1935）。
各种法政杂志所刊载和传达的思想学术内容，亦有不同。此处所谓思想学术内容，乃指思想、知识的综合与分科性质。因近代法政之义，实际包括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社会学，而非仅限法律学，故其法政杂志按其学术内容予以划分，大体上有法政综合类、法律学类、法政专题类。法政综合类者，如《法政杂志》、《政法月刊》（山西省立法学院，1921）、《社会科学季刊》、《政治经济与法律》（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法学院，1931）、《法政季刊》、《震旦法律经济杂志》、《法商论坛》（南京法商论坛社，1948）。法律学类者，多数法政杂志，尤其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法政杂志，都属于此类。法政专题类者，有《宪法新闻》、《宪法公言》、《公民杂志》（上海，公民杂志社，1916）、《四川筹备省宪周刊》（四川省宪法会议筹备处，1923）、《民权》（广州民权社，1923）、《人权》（月刊，北京人权杂志社，1925）、《法医月刊》（上海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1934）、《民宪半月刊》（重庆民宪半月刊社，1944）、《宪政》、《民权月刊》（成都民权月刊社，1948）等。
这里，再选取《译书汇编》（《政法学报》）、《法政杂志》、《法学会杂志》、《法学季刊》（《法学杂志》）和《中华法学杂志》5种，略作介述。
《译书汇编》（《政法学报》），是中国近代法政杂志的开山者，1900年12月6日由留学日本法政等科的戢翼翬、雷奋、杨荫杭、杨廷栋、金邦屏、章宗祥、曹汝霖、钱承志、吴振麟等，共襄其事，在日本东京出版发行。意之所在，以译辑欧美日本的政治法律为主，包括外交、财政、教育、警察等方面。从各期实际内容来看，其所辑刊者，大多是欧美日本法政经典、名著或专论，主要有美国伯盖司的《政治学》；德国伯伦知理的《国法泛论》、耶林的《权利竞争论》（今名《为权利而斗争》）、海留司烈的《社会行政法论》；法国孟德斯鸩的《万法精理》（今名《论法的精神》）、卢梭的《民约论》（今名《社会契约论》）；英国斯宾塞的《政法哲学》（又名《政治哲学》）；日本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樋山广业的《现行法制大意》、井上毅的《各国国民公私法考》、户水宽人的《法律学纲要》、宫国忠吉的《警察学》等。其中，有一些是西方思想、法学名著名篇（如《万法精理》、《权利竞争论》）最早的中译文本。1903年4月，《译书汇编》更名为《政法学报》，以刊载中国学者的法政文论为主（此举实际上开始于1902年第9期），如耐轩的《立宪论》和《论法学学派之源流》、法攻子的《世界五大法系比较论》、亚粹的《论法治国》、伟璠的《行政法概论》、研究政法生的《立宪政治主义之由来》等。停刊时间未详。以上所列，显示出作为中国近代首份法政杂志的《译书汇编》（《政法学报》），最早集中译介欧美日本的政治法律思想，使中国人知晓西人强国之文化、思想本原，且正式揭开中国学者了解、研究现代法学的序幕。冯自由曾评论说：对《译书汇编》，“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3]（P.55）因此，它对于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更兴、法政改革（革命）和法学成长，以及法政杂志的兴隆，实有创辟开基之功。
《法政杂志》，创刊于宣统3年2月，其发起人都是当时名重法政（学）界的英才俊杰：方表、沈钧儒、林长民、孟森、孟昭常、邵羲、金泯澜、秦瑞玠、高凤谦、陶保霖、陈承泽、陈时夏、陈敬弟、陆尔奎、贺绍章、张元济、雷奋、杨廷栋、蒲殿俊、蔡文森、熊范舆、刘春霖、刘崇佑、刘崇杰。这些人大多曾留学日本法政科，且是清末立宪派中有影响的人物，具有以法政之学拯救时局的深切情怀。所以，该刊是清末立宪派的重要思想舆论阵地。在其创刊号（第一年第一期）上，林长民、梁启超（署名沧江）发表了蕴深意远的序词，作为发刊词。同年7月的第5期，又刊发了张元济的《法学协会杂志序》，推阐法政杂志之四大“利”。此刊名为“法政”，旨在研究法律政治现象，但其简章称“立宪政体，凡政治必根据法律”，故特注重法律方面的研究。所刊文论，以法律为主。所载资料，亦多为汉译外国法律著述和法条。所录杂事，则兼国内外法政各领域的活动与事件。停刊时间未详。
《法学会杂志》，作为北京法学会的会刊，可谓再三“绝而复续”。1911年6月创刊，杨荫杭作“发刊词”；同年10月停刊。在此时期刊布的5期杂志中，发表了沈家本的8篇文论、许世英和徐谦的《考察各国司法制度报告书》、杨荫杭的《英美契约法》、余绍宋的《累犯处分论》等。1912年底，章宗祥、刘崇佑、许世英、江庸、汪有龄、曹汝霖、王宠惠等续办法学会事，并订《法学会章程》，拟复办《法学会杂志》。1913年2月，该刊复刊，载有沈家本的名篇之一“法学杂志序”。其后各期刊发了汪荣宝、章宗祥、江庸、钟庚言、陈宗蕃、康有为、程树德、董康等人的文章，并登载了日本穗积陈重、有贺长雄的汉译论文。但历时不过两年，又迄于1914年12月。第3次续办则是在7年后，即1921年。其时，江庸执掌修订法律馆。他在“发刊词”中总结了该刊前两次之所以不能维持于不坠的原因，认为法学会会员于文字无专责，每期论说译稿，皆以募化为事，材料必然匮乏，且敷衍塞责，文字亦无精彩，不待刊行。而续刊则可凭借修订法律馆的人才和材料，采择用之，必使《法学会杂志》常新久存。但该刊至1923年初即告终结。
《法学季刊》（《法学杂志》），1922年创设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此杂志由中英文两部分构成，中文部分名为《法学季刊》，英文部分名为《TheChinaLawReview》，以符合比较中西法律、法学的蕴涵。时任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广州）大理院院长的徐谦书写刊名，并致发刊词云：“中国南部之讲比较法学者，当于东吴法科大学首屈一指。”亦相信：《法学季刊》“必能有所裨益于法学”[4]（P.1）。1931年10月，⑤《法学季刊》改为《法学杂志》，为双月刊；英文部分仍为季刊。丘汉平、孙晓楼先后担任主编，吴经熊、盛振为、董康等人参与其事。该杂志可能是近代惟一以中英文同时印刷的法学杂志，其形式和学术水准，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吴经熊曾指出：此刊“逐渐地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美国的罗宾吉大法官也说《TheChinaLawReview》“掀开了中国法律文献的新篇章”，它反映了20世纪初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法律的变化情况。它“还刊登着对法律颇有见地的评论、关于法律问题的讨论以及有关法律史与哲学方面的论文……它是惟一的一份以一种以上语言发行的致力于比较法学的定期刊物。”[5]（P.69）
《中华法学杂志》，1930年在南京创刊，由南京世界学院中华法学杂志社编，谢冠生曾任主编。1936年起成为中华民国法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由中华民国法学会编委会编辑。1937年停刊。一年后，又复刊于重庆。1946─1948年转迁上海，由大东书局出版。中华民国法学会编委会，在不同阶段均由法政各学科的著名专家组成：夏勤（诉讼法学，曾任主任委员）、盛振为（民法学与证据法学，曾任副主任委员）、吴祥麟（即吴绂征，宪法学，曾任主任委员）、江一平（宪法学）、王龄希、燕树棠（法学理论）、卢峻（国际私法）、楼桐孙（法学理论与民法学）、管欧（行政法学）、费青（法学理论与罗马法）、何襄明（法学教授）、陈丕士、陈霆锐（英美法与商法等）、吴经熊（法哲学）、吴学义（诉讼法学）、吴传颐、李浩培（国际法）、史尚宽（民法学）、林纪东（宪法学）、芮沐（民法学）、洪兰友、洪文澜（民事诉讼法学）、张企泰（民法学）、张志让（法学理论与宪法学）、张庆桢（法制史与刑法学）、孙晓楼（法学教育与劳动法）、查良鉴（国际私法）、梅仲协（法学理论与民法学）、杨兆龙（法学理论）、杨幼炯（政治学与宪法学，曾任副主任委员）、戴修瓒（民法学）等。由此不难看出，该编委会聚集了当时法政学的名流俊杰。杂志各期所发表的文论，亦主要出自知名法学者（法学家）包括上述编委会成员的手笔。其间曾编发“欧战后新兴与共和国宪法专号”、“宪法专号”、“中国司法制度专号”、“中国法治问题专号”等。从编委会成员和大部分作者的学术造诣与地位，可以认为，该刊的确代表了近代法政杂志的最高学术水准，属于近代法政杂志的中坚。
二、近代法政杂志的起因
近代法政杂志为何纷纷问世以致达成大观之局？对此，人们当然可以用“应运而生”四个字来揭晓与交待。但这些法政杂志应何“运”（指时机）而生？为何此“运”来临而法政杂志必生？何“运”生何种法政杂志？诸如此类，仍是需要透析和解释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此所谓“运”，是近代各时期的重大法政运动或事件。这些运动或事件，是法政杂志纷至沓来的直接诱因。例如清末有预备立宪之举，遂有清末各法政杂志的兴办，如上海学者组织有宪政研究会，“及立宪诏下，于是复刊宪政杂志，以饷天下，将以磨上牖民，使愚者自明，柔者自强，可谓当务而知所急者也。”[6]（P.1）20年代的《法律评论》的创设，要因乃领事裁判权问题：“本刊诞生于民国12年，彼时正去华盛顿会议不久，法权调查团，方将来华，70年来中国所受领事裁判权之苦痛，一时有昭苏之望；顾所谓废除，所谓调查，均须以实际上中国之司法情形为依据，欲满足吾人之要求，必须作最大之努力，本刊问世之动因，要在于此。”[7]（P.1）
1934年由南京“中国法治励行社”主办的《法治旬刊》，亦随30年代的训政与法治运动而兴。其发刊词曰：“本社诸同志盱衡时局，审察社会，鉴诸环境，揆度需要，始有本刊之发行。然则今日之中国，极为需要者何耶……际兹内忧外患纷起迭乘之时，需要之重且大者莫过法治。”相比于教育、经济、农产，法治是纲领和国家图治之本[8]（P.1）。这即是说，中国需要法治，所以需要《法治旬刊》。
但是，归其根究其底，所谓“运”者，乃是“国运”、“时运”。自清末以降，中国的急务，莫过于在危局中求自保、自存、自强。在此萎败将亡的时代，法政杂志亦不能不承担救时救国和匡扶天下的重任。这乃是近代法政杂志频频问世的根本动因。1907年，湖南留日法政科者徐公勉，在为《法政学交通社杂志》所写的发刊词中，称“法政之学”为“救国之学”，他写道：“问今日有何种学科，可救我国之危亡，曰：法政也。”“救中国今日之危亡者，法政学科也。”那么，“法政何以能救我国之危亡”?徐氏认为，就学理而论，法政乃一国立国和长治久安的根本。因“有法政以为国家根本上之规定，范主治者、被治者、甲民族、乙民族于共同秩序中，君权民权于以调和，公权私权于以确定，涤除君主专制贵族专制之陋，人人从事于自由竞争，……”。再从我国情势与法政的关系看，思想学术界和朝野之士，多以为第一要务，或整顿军事，或整顿财务，或整顿教育，而法政一途“皆视为第二义以下之事”.而徐氏则诘问道：“岂知脱离法政范围，毫无军事、财务、教育之可整顿耶？”他说：“盖法政者，为维持秩序之学，为万法汇总之学。无论何事，若非恃一定之法制以为保障，则无固定力、无继续性。”观今世文明各国，军事、财务、教育之行政者，“莫不在行政学范围中，以研究行政法规之适用；而行政法规之制定，又莫不在行政法学范围中，以研究行政上立法之原理。”[9]（P.1-4）此徐氏所以称“法政之学”为“救国之学”，亦所以欣喜于《法政学交通社杂志》之设，更所以寄语于《法政学交通社杂志》能够“遐思伟抱”，以法政之学救国家的萎败危亡。同年，另一份法政杂志《大同报》阐明其创办之因：中国“果无救亡之术乎？曰：立宪而已”。中国“若其不亡，则亦必改专制而成立宪，故曰：立宪乃所以救中国也”[10]（P.3-4）。两年后，《宪政新志》也说：“比年以来，中国先识之士，知专制政体不足以竞存于今之世，乃揭橥立宪主义，相与号謼于天下。”[11]（P.1）所以，《宪政新志》亦崛起而加入“揭橥立宪主义”的行列。
1911年，正是清朝风雨飘摇之际，亦是中国危亡加深之时。值此之际之时，梁启超的《法政杂志序》有言：“今日欲求分科杂志之发达，则最要者莫如政法矣。”因乱局当头，“朝野达识热诚之士，日以宪政相呼号”。但宪政必以国民法律观念与政治能力为根底。“宪政政治，质言之，则法治的政治而已，人民的政治而已。人民非涵养于法律精神者深，则虽有良法，等于僵石。人民非感兴于政治趣味者厚，则虽予以参政权，亦弃置不用；即用矣，而终不能淬厉以图进也。”而中国数千年来，人民桎梏于专制，法律观念薄弱，政治能力亦低，何以实行立宪政治故欲行立宪政治，必须养成国民法律精神，发育国民政治能力。此种养成与发育，一方面在于法政之书的流通，另一方面则是法政杂志的勃兴。因此，“今法政杂志社有发刊法政杂志之举，吾知其于国民之法律观念与政治能力，必将大有所造也，乃乐为之序。”[12]（P.1-4）梁氏的法政（法政学）济时救国之心，此序可鉴。
民国时期的法政杂志之兴，亦常源于时局的困顿与败落。仅以《法学丛刊》（1930）为例。该刊自语创立于“国难关头”和“荆天棘地之中”，其发刊词公告天下：“国难亟、民生蹙、纲纪坠、正义亡。是时也，中华民国律师协会法学丛刊，呱呱一声，偕忧患以堕此荆天棘地中。起脆立纪，息争杜乱，涤旧染而启新规，靖横流而开盛治，斯哲人志士、党国名贤，奔走呼号、孜孜不倦以求之者。兹刊曷敢后人哉。懔兹使命，若涉春冰。披历蕲向，告我袍泽。”[13]（P.1）以如此泣泪滴血而又豪迈雄壮的言语来宣告一杂志的诞生，在中外学术杂志史上可能亦属罕见。
三、近代法政杂志的宏旨：“致用”与“求是”
法政杂志的起因，实际上决定了它们所追求的宗旨。梁启超曾把“宗旨定而高”视为优良报章杂志的重要标准。他说：“凡行一事，著一书，皆不可无宗旨。惟报亦然，宗旨一定，……旦旦而聒之，月月而浸润之，大声而呼之，谲谏而逗之，以一报之力而发明一宗旨，何坚不摧？何艰不成？”[14]（P.752）
近代的各种法政杂志，亦各定其宗旨，作为“主脑”或“宗主”。
不同的法政杂志的宗旨，又各有差异：它们或专注于西书西文西法的译介，或倾力于中西法律的比较，或用心于中国自身的法律制度与思想的阐发。
注重译介者，如早期的《译书汇编》，已见前述。又如《新译界》，其目的之一，在于通过翻译世界政法（含政治、经济、法律三目）书籍以启蔽通塞，欲“变吾国政法界为极良政法界”。为此，要“拣择世界最新之学理，以输入吾国，为吾国所适宜者则取之，否则弃之。”[15]（P.22）还有《法政介闻》，其简章称：“本报专注在欧美各国法政，次第输入海内，以扩充我国人法政之观念。”研习法政有年的施愚在《法政介闻序》中开宗明义：“法政介闻，介其所闻于所见之国，以遗吾国人而资其普及者也，以相与商榷推究而求其是焉宜焉者也。”[16]（P.1-4）
偏向中西比较者，以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学季刊》为例。东吴法学院属于中国近代比较法学的重镇，其学术刊物自然要关注比较研究、介绍中西法律的学术取向。故其杂志中文部分最注重者有四：（1）介绍法学上的重要学说；（2）研究关于法律的具体问题；（3）将中外同种类的法学问题合并起来作分析的比较的研究；（4）择优翻译关于法学上的名著[17]（P.1）。而英文部分的趣旨是：引进国外的法律原理，并向国外介绍中国的法律和法学成果；推进中外法律原理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广泛宣传和推广这些法律原理的知识，为中国法律的改革作准备。中文部分重视外国法，英文部分则关注中国法[18]（P.196）。由此显见中、英文部分既各异其趣旨，又统贯一神髓。
重在用力于中国自身的法治与法学者，首推《中华法学杂志》。该杂志自中华民国法学会接办后，即以中华民国法学会纲领为其使命和宗旨，但到40年代末略有增添。中华民国法学会的基本纲领为：“（1）确认三民主义为法学最高原理，研究吾国固有法系之制度及思想，以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2）以民生史观为中心，研究现行立法之得失及改进方法，求与人民生活及民族文化相适应，并谋其进步；（3）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情形，指陈现行司法制度之得失，并研求最有效之改革方案；（4）吸收现代法学思想，介绍他国法律制度，均以适合现代中国之需要为依归；（5）阐扬三民主义之立法精神，参证其他学派之优劣，以增进法界人员对于革命意义及责任之认识；（6）普及法律智识，养成国民守法习惯，以转移社会风气，树立法治国家之基础。”[19]（P.1）
此六大纲领，作为《中华法学杂志》的宗旨，被简化为：“本志宗旨，在阐扬三民主义之法学原理，研究我国固有法系之制度与思想，讨议现行立法之得失，并介绍各国最新之法律思想及制度。”并声明，为达其宗旨，其“论说”栏目文章旨在阐明上述纲领所定之思想，并评论各项与法学有关的问题；其“专著”栏目专登法学系统的研究文字；其“译述”栏目刊载翻译各国有价值的法学论文或资料[20]（封底）。1938年，《中华法学杂志》复刊时，居正亦重申此旨：“本刊发行之始，吾人即以培养国人法律观念、充实法制本身之质体、并作法学之深邃研究，以冀树立中华民国之新法系，进而谋法治精神之奠定诸点，悬为鹄的。”[21]（P.656）40年代末所变更者，在于增加了“在目前并应注意（抗战）建国期中法治精神之发扬与法治基础之确立，以及复员后一切法律问答之探讨”[22]（P.85）。不过，此所增添者，实仍蕴涵于前述纲领之中。
归结而论，近代法政杂志的宗旨，不外乎两途：（一）求中国法治（现代法政体系）的建设；（二）求中国法学（现代法政之学）的盛昌。前者为“致用”，后者为“求是”。“致用”必以“求是”为基石，“求是”又以“致用”为鹄的。下面分而叙述。
（一）近代法政杂志之“致用”
中国近代法治的开启和演进，究属“自觉建设”还是“自然成长”，在近代法政学人中已见歧论。但他们对于法政杂志推助法治的意义与意向，却是众口一词地予以肯定和宣扬。倡言“自觉建设”者，往往赋予法政杂志以“建构法治”的神圣使命。主张“自然成长”者，也认为法政杂志必须为实现法治而尽职尽责。正如夏勤所言：“据吾人之所信，所谓法治，必须自然而成长，决不能望移植以成就。换言之，必其基础建筑于全国民众之上，庶几可以根深蒂固，不畏破坏，历百年而不弊也。惟是法治思想虽必遍殖于全民，贯输之责，究须希望于少数。同人不敏，深愿分担重任，追随于诸先觉之后，此本刊之所以诞生、所以努力者也。”[7]（P.2）以上两条道路、两路人马及其所寄望于法政杂志者，综合观之，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思想舆论的倡率。近代中国立宪、法治的启动与进展，无疑是要受定与受制于各种内外的社会政治文化力量。而思想舆论常常被视为一大不可忽视的基本动力与前导。常言道：“言论者，事实之母也。”“理想者，事实之母也。”各法政杂志阐发理想，变动风气，形成强大舆论之势，必可推开立宪与法治的一些阻力，并推动立宪与法治的前行进步。甚至好发空论亦并非完全于事无益无补。观“30年来动撼社会之力，必推杂志为最巨。……事实难变，而精神易于耸动，此为自然之势，无可如何。夫徒发空论，诚无益。然使人人之心思，顽固不变，而欲求事实之改变，不可得也。……语曰：一纸书贤于十万师，就卅年来事观之，诚哉其然也。”[23]（P.379-381）近代一些法政杂志，纷纷议论立宪、法治的意义，聚语倡言立宪、法治的主张，乃至以立宪、法治为其办刊的宏大宗旨，即是抱着言论、理想为事实之母的立场，意欲以言论、学理奠定立宪与法治之基，开辟立宪与法治之路。如《大同报》有感于“天下事非一手一足所能为力”，每一个人均需尽国民的责任，乃以“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开国会以建设责任政府”等主张，号召国民和舆论。《法律评论》的中心目的，在于“为中国百年大计而奋斗，促成法治之实现也”（夏勤）。《法学丛刊》“誓以江河赴海之精神，开世界法治之新纪”。《法治旬刊》的期望，亦是“我国法治前途日趋光明”。诸如此类的表白，可以起到振发聋聩、激励意志和奋发精神的作用。
第二、推动法律制度的兴革与改良。国家法律兴废改进之事，广杂繁复；况且，近代中国的立法一方面需要近取本土风俗习惯，另一方面需要远借外洋法律制度，故立法机关非网罗天下明情明理明法之博学专才不为功。但此类明情明理明法之士的智识与经验，毕竟有限、有蔽，仍不足以单独完成其事。而法政杂志正可既研讨又监督，提供法政学界的意见，促进法律政治的改善。近代法政杂志所欲“致用”者，重点即在于此。张元济为《法政杂志》（上海）所写的序词中，称此种功能为“杂志之利”。他认为：此“利”主要在能利于法律的良善。其“利”之一，在起草法律者致法律不善之时，“若有学会焉，于法令之已颁布而未善者，共相研究，指其得失，而加以纠正，以杂志公布之天下，则修订者可藉为攻错；执行者可预为补救；即身受者亦可心知其故，而为正当之诉愿。”其“利”之二，在政府或要人意欲违背法理致法律不善之时，“若有学会焉，于法令之正在起草尚未颁行之际，预为研究，凡今日政府所易蹈之谬误，先为痛论其得失，则政府或有所顾忌，未敢任意杂以私见。即起草诸君之稍明法理者，亦可藉以自壮，不敢终于缄默。”[24]（P.2）1921年7月，主持修订法律馆事务的江庸对复刊的《法学会杂志》重新规划，改变过去该杂志“仅普通之法学杂志”的定位，“今则于研究法学之中，有专注者一事，即商榷民商法之重要立法问题是也”。江庸指出：中国立国最久、幅员最大、民情风俗因地而殊，民商法立法之难可想而知。若闭门造法，未必合用。故“关于重要之立法问题，正宜集思广益，征求多数人之意见，以决其从违，庶能成一完好之法典”。修订法律馆可借续办《法学会杂志》的机会，利用该杂志，使馆中馆外法学者研讨切磋，以“收他山攻错之效用”。江氏特别强调，此旨趣“较前两次深切而远大”[25]（P.2）。《法政学报》亦同样持此种宗旨，认为：“夫研求学术，宜集众长；修订法规，尤资讨论。情形洞悉，具政治之万能；统系厘然，得法理之神髓。至根据学说参考事例，固学者之所有事，亦立法之所必需。”[26]（P.2）此即该杂志所裨益于法律者。《法律评论》则一向用心致力于关注司法制度改革。“关于司法制度之兴废改进有所主张者，不问其意见与本社同人合否，一律登载，期得反映各方之见地，以资法界之借镜参考。”[27]
如1925年1至3月各期，刊载了《就改进司法计划略陈鄙见》（陈瑾昆）、《改革司法意见书》（贺扬武）、《整顿司法意见书》（罗进修）、《改良司法意见书》（邵修文）、《改良司法意见书》（黄绶）、《改良司法意见书》（沈国桢）、《改良司法意见书》（王树荣）等。30年代初，《法律评论》也发表了不少关于司法制度改革的论文、时评。此外，《中华法学杂志》各专号的刊布，东吴《法学杂志》“司法制度专号”、“检察制度专号”、“劳动法研究专号”的印行，同样表明这些杂志之于中国法律改革的良苦用心。
第三、阐释法律，以利施行。在张元济看来（见《法学协会杂志序》），法政杂志之“利”，除了改良法律之外，就是推阐原理，解释法律。他说：各国解释法律的书籍，汗牛充栋，学派颇多，以利官吏执行法律。此类解释，终归要符合立法本意，不悖天理人情。“故若有学会杂志，于已刊行之法令，共为研究，而加以笺注解释，则非特可祛误解法令之弊，且可防官吏曲法之害，庶可得公平之结果。”而对于民众，法律阐释也必不可少。因法律文字于严谨中常含歧义，以普通人的见解观察，易失其精意。所以，“非有学者，将法律之精意，时时推阐之、演绎之，作为浅说，以指导国民，则虽有最良之法令，而吾民不能心知其意。”而法政杂志用力于此，对于法律的施行“补助必多”。在近代的法政杂志，特别是20年代以后的法政杂志中，许多杂志设有“法律解释”栏目，且热衷于刊载推原法条、剖析判例的文章，正切合了张元济的见识。
第四、宣传法治主义，培养法治国民。中国新式法政制度的创设与法治的养成，必待国民的觉悟和参与。因此，普及法律思想与常识，以养成立宪国、法治国、民主国的国民资格，就成为近现代中国法治必须完成的基础建设。清末以来，言者道者，均力倡“立宪国民必备法政知识”、“法治国民必有法律观念”、“民主国民必具法治精神”。近代法政杂志，亦汲汲于斯。而其开端，当是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如上海立宪人士的刊物《预备立宪官话报》，“专以开化风俗，改良社会，使人人有预备立宪之资格为宗旨。”它以极其清楚显明的语言宣告：“我们想要四万万同胞，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晓得预备立宪，所以这预备立宪官话报才出世了。”[28]（P.315-318）1907年，《法政学交通社杂志》的发刊词曰：人民先无法政上的常识，则不知法律为何物，自身与法律的关系为何事，又何以视法律为固轨常规而自觉遵守。所以，法制教育实乃我国法政兴革的第一要务：“我国改良法律，虽为至急至要之事，然提倡人民法律思想，尤为急中之急、要中之要。”一年后，著名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刊发《预备立宪公会报》，亦同样奉此宗旨：“预备立宪公会报，何为而作也曰：欲使人民知立宪之所有事，而促其进化之思也。”[29]（P.427）至民国时期，各种法政杂志几乎都怀抱此种理想，力求涵养人民于法律思想与精神之中。《法政学报》认为“法治国之精神”，在于使人民知权利义务之要，以责任为心。但如果“政治常识之不普及，法律思想之未灌输”，则“法治国之精神”无由生矣。《法政学报》正为此而刊发[6]（P.1-2）。山东法治协进会的《法治月刊》之“志意”，即在于“传播法治”和“普及守法观念”。其发刊词曰：“非人人具备法律智识，不足以收法治之效用。……是以文明各国关于法治之印刷品，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人民有法律范围内之自由，官府无舞文弄法之恶念，此传播法治不宜容缓也。”又曰：“即今之谈治体者，亦以养成法治国为第一要图。而法治国之何由养成？则必守法观念，普及人心，使人民咸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懔乎莫敢或犯不可也。”[30]（P.3-4）其他法政杂志，如《中华法学杂志》、《法学季刊》（河南大学法学院，1929）、《法治周报》（司法行政部法官训练所，1933）、《法治》（江西法治旬刊社，1946）、《法学月刊》等等，亦莫不宣示“普及法律智识、养成法治观念”的意旨。
以上法政杂志欲“致用”诸端，在求以立宪和法治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法政系统的诞生。而其用心最著，且统贯诸端，需要进一步述说者，是对“中国本位新法系”的追求。
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既是中华民国法学会的首条纲领，也是《中华法学杂志》的首要宗旨。不过，此种愿景，在30年代成为不少法政学术组织和法政杂志的共识。1930年初由中华民国律师协会创办的《法学丛刊》，如其发刊词所言，使命之一，就是“树立中华法系”。这种法系，“乃三民主义的中华新法系是已。”而丛刊“愿为树立中华法系之先锋”。同年底，南京王用宾、李怀新、谢冠生、楼桐孙、王宠惠、端木恺等成立三五法学（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研究法学）社，欲求新中国法系“与大陆、英美两系鼎足而立于世界”，并遵循法学社宗旨刊布《法学季刊》。在该刊第1期上，首篇“论著”，即焦易堂的《新中国法系与世界大同》一文。此文认为，中华法系原本几乎成为法制史上的名词，但经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原理原则的指引，一方面依据固有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的共同理想，另一方面采撷大陆、英美两大法系的长处，故可“后来居上，俨然成为世界最新的一大法系”[31]（P.1-4）。1931年7月，丁元普在《现代法学》（郭卫）上亦发表《中华法系成立之经过及将来》。至中华民国法学会执掌《中华法学杂志》，谋“中国本位新法系”，逐步成为全国法学界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正如刘陆民所概言政法界“从事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的运动”[32]（P.296）。随后，居正、陈顾远等人亦探讨中华法系的过去及其重建问题。历史已矣，谋求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已成明日黄花，且后无继者。但近代法政杂志和法政学人对此的拳拳之忱，以及基于文化和学理的智慧选择，却绝非“欧化论”、“全球化论”所可望其项背。从近百年的法治史程上来看，“中国本位新法系”只是一个皮囊，其中含蓄着的是追求民族、国家不亡以及法律民族化和思想学术自我的神髓和灵魂。皮囊虽然死了，却未必代表神髓和灵魂也应死去。
（二）近代法政杂志之“求是”
作为法政学术的载荷，法政杂志是否应该抱持“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立场，这在近代并未成为困扰法政学人的重大问题。当法政学人把法政之学定位为“救时经世”之学时，知识、学问、学术已然成为一种必须能够“致用”的器物。但是，创兴法政杂志诸君，并未因此而贬抑法政之学的价值。相反，恰恰是法政之学可以“救时经世”，才凸现出它的时代意义。对法政之学思之、察之、审之、辩之，才显得尤其重要。职是之故，近代的法政杂志都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认知：中国法政制度的兴革改良，需要有相应的文化、思想、学理的启动和支持；法政杂志必须以“求是”而达“致用”，而不是弃“学”求“用”。略举几例，以显其义。
《译书汇编》首先有一开基性的理解。该杂志言道：当中国一跨入20世纪的大门，改革行政已成必然之势，“于是朝野之有志者，莫不知宜取法欧美日本之制度”。“然各国之制度，非可徒求诸形迹，要当进探乎‘学理’。否则，仅知其当然，仍不知其所以然。盖其各种之经营结构，莫不本乎‘学理’之推定。而所谓学理者，盖几经彼国之钜儒硕学朝考夕稽，以得之真谛也。”再比较中日法政兴革之事，日本加藤、福泽等人“莫不以‘学理’倡导天下，诚使此理贯彻乎朝野，则游刃有余矣”。而中国维新虽先于日本近30年，但却无告成之功。“推原其故，未始非‘学理’解否之别也。”所以，负笈外邦的法政学生，深感“输入文明，义不容辞。课程余阴，勉力从事，爰将欧美日本‘学理’最新之书，有关于行政理财者，汇辑成编，饷遗海内”。[33]（P.1-2）这表明，在《译书汇编》看来，究极法政学理，才是内革外移的正本。
《政法学会杂志》（1917）观清末以来法政大势大局，尤其力陈法政学理的探究绝不可缺，意欲彰显法政学理的高义。主编陈钟秀的发刊词认为[34]（P.1-2），中国法政衰状乱象的总病源，在于“不学无术”，即“要皆不学无术所致”。详言之，“夫今日世界之竞争，纯为政治法律之激斗，政治良否之关系国家存亡，与法律善恶之关系人类荣枯，同一重要。故观政法之状况，即足觇国运之盛衰。吾国政治窳败，法律恶劣，国家将来之势运如何，即视吾人今后对于政法之观念如何。使于建设之策不讲，致治之理不究，则国是彷徨歧路无轨道之可循，法制不适国情遗弊害于社会，将见设施政治模仿居多，制定法律偏重弊甚，而将来一切国是问题，悉由是败矣。由是观之，学术之关系国家大矣哉。”再总观之中外，“英美德法国势之发扬，论者咸归于学术之勃兴。然则吾国衰微之原因，未始非政法学术退化之恶果”。因此，“吾侪政法同人，今后所亟宜从事讨究者无他，学术问题而已矣。”此学术问题具体为“对于政治，研究原理、原则，确定今后共和立宪之轨道；对于法律，参酌法理、事实，决定今后取法采制之标准。”这亦即《政法学会杂志》发刊的目的。
一些法政杂志，还主张以学术的自由与创新精神求法政学术之“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政学报》（1918），“以阐明学术为宗旨”，倡导独立、自由地追求真理并共相切磋的学术态度，以光大法政学术。该杂志明确宣示：吾报产生于学术消沉晦塞之时，“虽不能医救学术之饥饿，然讨论之中，终不敢自远于真理。故吾侪深信吾报为集思会文之学府，纵有一二矛盾之主张，亦愿其并行不悖。盖吾侪平素之蕴蓄，故各自有见地，既不愿为怀疑的屈服，亦不愿为笼统之盲从。”[35]（P.1）此等旨义，标明了《法政学报》同人的自我期许。还有《法律评论》，在其《来稿之声明》中指出：“关于学理上之研究讨论者，本社欢迎有相当见地之文，其论旨空泛肤浅或抄袭陈说者概不登载，以本杂志为专门杂志，内容选择不得不较严也。”[27]此意在于坚持学术水准，拒绝空泛肤浅之论或抄袭陈说之文，以收众望。
其他诸如《法政杂志》（1906）、《法政杂志》（1911）、《北洋法政学报》、《法学会杂志》、《法学季刊》（《法学杂志》）、《中华法学杂志》、《新法学》、《法学月刊》等等，亦无不秉承此种“求是”宗旨，从而昌明法学。
在近现代法学思想、学术几近空白以及西方法学潮涌而来的境况下，近代中国的法政杂志，如何选择昌明法学的大道这显然是比法政杂志“研原理求学术”的宣告更为切要而复杂艰难的问题。对此一极富挑战性的问题，不同时期的近代法政杂志的回应，自然不可能千人一面，众腔同调。本文所侧目关注的方向，是关于法政之学“中外融通”和“学问独立”的思考。
对于以“中外融通”来达成法学的昌明，近代法政杂志多有议论，且仁智互见。但鄙见以为，张一鹏在为自己主编的《法政杂志》所写的《法政杂志之趣旨》一文[36]（P.1-5），堪称典范。该文认为，中西的对抗乃是法政的对抗，“欧美以法治国雄天下”，中国则以道德立国，其遇欧美，犹如以卵击石。故“居今日而欲返弱为强，转败为胜”，普及法政知识，发达法政之学，实为当务之急。那么，怎样才能发达法政之学呢张一鹏观察到时人有两种见解：一是“国粹论”；二是“欧化论”。“国粹论”者曰：一国有一国的制度，中国立国最古，典章文物，灿然大成，何求他国。“欧化论”者则反之曰：“中国自古无法政之学。即有之亦复腐败陋劣，不足以应今日之变。欲图维新，必一切改弦而更张之，尽取欧美之所以致治者，以改造我国家。”张氏既不赞成“国粹论”，也反对“欧化论”。他针对“国粹论”坦言：当今天下，“由异而趋于同，已启其端绪”，中国不能“昧世界之趋势”。对“欧化论”，他则指出：任何国家立宪订律，都需斟酌己国的习惯；且国情民俗对法律政治有莫大的约束力量。因此，中国也不能“自拔其数千年立国之根本，以步趋于他人之后尘”。如果走“欧化”之路，不仅与事理相悖，而且不过是“自亡而已”。运思至此，张氏的“中外融通”之路，即喷发而出。此路就是：“（1）取中国固有之特质，不惟保持之，且从而发挥之；（2）取各国共同之特质，不惟输入之，且从而消化之。”在发挥中消化，在消化中发挥，使“国粹”与“欧风”最终达于“融会贯通”、“融为一体”的境界。为了论证此条道路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张氏稽征日本的法政改革及法政学问成长之路，认为其必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外来之物不择其精粗，不辨其向背，囫囵吞枣，直至无法消化而吐泻交下（类似“欧化”或“新潮”）。第二阶段，悔悟前番作派，一切务返其旧（类似“国粹化”或“旧学”）。第三阶段，当上述两个阶段“皆无功效，而后于不知不觉之间，发生此融会贯通之法，是为时机成熟之最终结果”（类似“新”与“旧”的融合）。而中国已经历第一、第二阶段，正将进入第三阶段，故对法政学术的“中外融通”之路，“鼓吹而倡导之者，宁非吾人不可放弃之天职乎！”这即是《法政杂志》之所本。
更进而言之，面对西学东潮的涌入对中国思想学术所造成的刺激、冲撞、裂变，乃至欲取而代之的局势，中国法政学问的独立生长，确为十分重大而紧要的事情。早在20世纪初年，法政科留学生就已开始觉悟和吁请“学问的独立”。《译书汇编》的初衷，虽为译辑欧美日本法政著述文论，但到了第2年第9期（1902年12月）时，办刊方针即发生重大改变，而主要发表吾人之独立思想。其《改正体例告白》言：“凡事必求其进步，译书之事，仅能假他人之思想，直接映之于吾，而不能即以为吾之思想。纯以吾之思想发表，斯之谓学问独立。今于此数年中，欲骤脱译书时代而进于学问独立时代，此固程度限之，不能骤及，然取他人之思想，即以吾之思想融会贯通之，参酌甄别，引伸发明，实为二时代过渡之要着。”故改正后的《译书汇编》，要“专主实学，不事空谈，取政法必要之问题，以与吾国民留心斯学者，互相商榷。凡吾同志，当深相许”表达自己的思想。自此期起，包括更名后的《政法学报》，极少刊载译书译文，而主要发表中国法政人士切事中时的著述。《译书汇编》之所以更名为《政法学报》，其缘由亦在此。其第2年第12期（1903年3月）刊登的更名告白称：“本编命名，向取翻译之义，今内容既改，体例一新，未免使读者有名实不符之感，爰自癸卯年第1期起，改名《政法学报》，体例论著，益加精善，务使此报为政法学界之灯，吾国之学者及经世家，均藉其光以为研究实行之基础，他日政法学之发达及政法社会之改良进步，以此报为起点，则同人实有无任厚望之意。”[37]（P.99）于中西融通之间，求法政之学的独立，《译书汇编》（《政法学报》）无疑是一先驱者。
林长民在《法政杂志序》中，亦颇具卓识慧眼，深切倡导明察学术源流统系，以求中国法政学问的独立。在近代欧化大潮将起之际，此种卓慧的倡言，与张一鹏“融汇中西”的理想，《译书汇编》（《政法学报》）对学问独立的力主，确实是近代中国法政学人最有价值的一种见识与眼光，亦是近代法政杂志所发出的回音久远的声息。林长民指出：“夫一国之制，固有其所取法。然其发源虽同，往往因其固有之国情与其历史所沿袭，而变其质。学问之事，尤当明其统系之源，察其迁嬗之迹，本乎共通之则，蔚为一国国言，而后有惠学子而致之用，是为学问独立。”什么是学问独立？“独立云者，非必截然不相依倚，盖必有其特质以自异者也。”此凡百国百学问之所同。他举例说：“欧洲学说，有大陆、英国之分；大陆之中，各国又各有其派别。日本事事采用欧制，近者亦倡独立之论。”所以，中国的法政学问，岂有不求独立之理？但此时中国的法政之学，远不足以语独立。林氏分析道：此乃因中国“学校未备，法令未明，国家诸种之作用未分划，有研究之资而乏统驭之道。自博而约，事实繁富，或以乱其指归。自约而博，标准未定，无以演其纷绪。”尤可忧虑者，立宪之际，“比年之间，东岛政法之书，流入我大陆者不可谓不夥矣。然多其国讲授之篇，而少参考之用。各省学堂之讲义，亦类皆日本之政法为根据，而略示其标准。其进者则比较一二欧制，以衡其得失而已。”而要达成中国法政学问的独立，其道术不外乎演绎与归纳两途：“今日政法之学，在学校中当循演绎之道，自约而博，以一定之标准，博征事例，举吾国之新法令，考之历史，证之各国，使其绪之不棼。学校之外，尤当有种种之搜集，自博而约，随时随地历举内外之法律政治，证之以亘古不易之原则，供学子研究之资料，而予以归纳之道，并行不悖。积之既久，而后乃可以造成通儒学者，驯致而有学问独立之日。此法政杂志之所以不可缓也。”[38]（P1-4）在林氏的心目中，《法政杂志》所期待者，就在求中国法政之学的“独立之精神”。极端而言，“国家独立之精神，即视学问独立之程度”（陈钟秀语）。依此衡之，一份中国法政杂志的趣旨，还有比这更重要而高远的吗？
从《译书汇编》的创刊到1949年各种法政杂志的落幕，不过50年而已。在此50间，近代的法政杂志，起起落落、传承转合。“作始也微，将成也巨。”（洪兰友语）它们或倡率法政思想、学术的方向而成一时的巨手，或推助法政思想与学术的成长而为边缘哼吟的小曲。无论是“巨手”还是“小曲”，都无不定其宏旨，以为灵魂和向导。一份法政杂志，乃至一个时代的法政杂志，会随着时代的逝去而成绝响，但其高远宏大的宗旨，却彰显出许多时代共同的的使命、意欲与追求。在这个意义上，杂志已去，宏旨长存。
《政法论坛》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