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特藏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直接与历史上的重要原始文献亲密接触的机会。[1]对图书馆而言，特藏就是拥有别馆不具备的独特风格文献。[2]许多高校图书馆藏有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源，但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并没有被广泛认识，在书架上尘封已久无人问津。美国著名大学历来重视本校的历史传统，强调传承本校文化的精神力量，大学图书馆肩负着保存本校文化传统的责任。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各校图书馆陆续建立了具有鲜明本校特色的“本校特藏”，在学习本校历史、支持教学科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大学图书馆同样肩负着保存本校文化的责任。对美国“高校特藏”资源建设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国外同行的工作，在学习中进一步创新。[3]本文以得克萨斯大学Tarlton法律图书馆特藏部为借鉴，对西南政法大学特藏部现状进行分析，并对其后续的建设提出几点建议。
一、Tarlton法律图书馆特藏部简介①
Tarlton法律图书馆特藏部成立于1884年，与法律图书馆同时诞生。该特藏部目前拥有三大类文献：善本、古籍档案以及越来越多的数字资源。善本有将近10000册，涵盖最早期的1476年的纸质图书，到20世纪末期的精装图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法律词典的收藏。自1987年《牛津法律词典》编纂部设置在该部门后，收集法律词典的古籍版本已经成为该部门的一项独特收藏领域，关于美国、英国以及西欧的法律词典的收藏多达200多卷。这些词典包括本图书馆最古老的纸质书（《Vocabularius Utriusque Iuris1476》，本法律图书馆的第一百万本书《Exposicions of ye Termys of ye Law of England》和第一百万零一本书《Vocabularius Utriusque Iuris》。本部门还拥有300多本与法律相关的精装出版物，代表着很多最优秀出版社的作品，正是因为这些优秀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使得善本特藏部的收藏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界。[4]
社会热心人士的捐助是该特藏部藏书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该部门至今还保留法学院成立之初本校教授O·M·罗伯特和R.S.古尔德捐赠的图书。从那以后又连续接受了几次重大的捐赠活动，包括得克萨斯最高法院图书馆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的捐赠，Robert Lynn Batts 法官1935年的捐赠，以及更近一点的1993年的Robert Lynn Batts的女儿捐赠的其父亲的遗书。从1997年以来，Chauncey D. Leake博士一直赞助购买大量的早期欧洲法学图书以及与法律相关的优秀出版物。Joseph D·Jamail博士1999年大方赞助购买本法律图书馆第一百万本书--《Jamail Rastell辞典》，并赞助从著名的2001年伦敦伯明翰法学会图书馆拍卖会上竞拍到的64本书。一代又一代社会有识之士的捐助使特藏部沐浴着爱与关怀，不断地茁壮成长。
Tarlton法律图书馆特藏部还拥有100多册档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与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相关的档案资料，与美国法律历史相关的档案资料，以及与得克萨斯法律历史相关的档案资料。还包括所有前法学院院长和教授的论文与著作。得克萨斯大学校友--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Tom C·Clark的论著是其中规模最大利用率最高的藏书，共占据524直线英寸的书架。最近，该部门还对得州大学法学院教授Charles Alan Wright 的论著进行了加工整理。Wright的论文占据直线486英寸的书架藏书，这些文献不仅包括他在担任教师期间的学术论著还包括他在水门事件中作为尼克松总统辩护律师的工作成果。
Tarlton法律图书馆一直致力于通过网络增加档案文献的获取途径。得克萨斯大学法律图书馆已经将Clark的部分最著名的案例进行数字化。Tarlton法律图书馆通过得州法律历史数字图书馆将另两个大的藏书集进行数字化：《1824-1876得克萨斯宪法》和《1836-1986得克萨斯大法官》。因为原始版本非常珍稀，而且脆弱易损，因此对它们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得州遗产基金会在1999年赞助该图书馆将这些宪法进行数字化并在网上公布。2002年再次给予资金赞助，允许扩大获取渠道，能够进行复杂的检索和跨库检索，并将一些相关的会议材料进行数字化，包括杂志、辩论和几次制宪会议记录。《1836-1986得州大法官》就是一项与此紧密相关的工程项目。该数字图书馆记录了160位大法官的个人档案，他们在1836-1986年期间都曾经担任过得州最高法院和得州刑事上诉法院的法官。每个法官的档案中都有一张相片、一个传记、评论以及其它的相关信息。尽管有些相片来自Tarlton法律图书馆以外的地方，大多数都来自该部门的得州法官特藏--主要都是由Jack Pope大法官捐赠的其收藏的相片。
特藏部还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履行教育功能，其开设的课程中最主要的就是善本系列讲座。该系列讲座最初由Chauncey D·Leake博士发起，他坚信面向公众开放的善本系列讲座既能促进本部门的藏书发展又能促进整个图书馆的发展。这一系列讲座开始于2004年，当时堪萨斯大学法学院的Michael Hoeflich教授做了第一场讲座。最近一次讲座是伦敦的大律师和杰出的私人藏书家Anthony Taussig做的名为《布莱克法律词典及其当代发展》的讲座。这一系列讲座以书面打印形式保存在《Tarlton法律图书馆法律历史系列丛书》中。该部门还定期召开会议，包括在校友年会上举办演讲和讲座，贯穿全年的参观访问以及各种形式的其它讲座。
特藏资源部经常出版纸质和电子资源。特藏系列讲座都会以纸质形式予以保存，作为Tarlton法律图书馆法律史系列讲座的部分。这一系列讲座中最杰出的是两类：早期法律图书馆的分类和《口述历史项目》中访谈的纸质版本。开始于1986年的该项目收集了影响得州大学法学院和法律历史的人物访谈内容，这些人包括杰出的校友，前院长和法学院的教师。另一类收藏就是Tarlton法律目录全集，通常直接来源于特藏部，例如1985年的Clark大法官的案例目录。
二、西南政法大学特藏资源部的现状
善本特藏是中国图书馆界的一大藏书特色，在世界藏书史上完全可以引以为荣，高校图书馆的善本特藏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5]西南政法大学作为西南法学教育的重镇，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拥有令人羡慕的善本和稀缺法律文献，目前拥有古籍一万七千余册，善本（以乾隆六十年为限，公元1795年之前的珍贵古籍）539册，其中，一本乾隆五年武英殿刊刻的《钦定大清律例》尤为醒目。[6]西南政法大学原名西南政法学院，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西政合并五所大学法律系，其藏书奠定了西政图书馆的家底，其中就包括特别珍贵的古籍和善本。西政图书馆被认为是中国法学藏书最丰富的地方，而这些国宝级古籍正是这“丰富”背后最为重要的支撑之一。但是此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使得古籍和善本大伤元气，“文革中我们的损失太大了，那时图书馆的人不当家，什么部队啊，公安院校啊，全部都过来要我们的书，随便拿，没有人敢管。有些是完全不让留的书，都是用大卡车，一卡车、一卡车地拉到草纸场毁掉，有些书就像这种古籍书被认为是封建的、反动的，就要注销封存，只留有一少部分政治书可以流通。”[7]即便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一代又一代西政人赴汤蹈火，甚至不顾身家性命倾力保护图书，特别是这些古籍善本，所以在1978年复校时，西政图书馆的图书保有量在当年的法律院校中名列第一，这些古籍也终于虎口逃生，成为后来学者们研究的珍贵资料。历经浩劫幸免于难的古籍善本因为承载着太多超越书籍本身意义的价值，因此保护这些弥足珍贵的古籍善本成为西政人的共同使命，在今天的渝北校区图书馆，古籍室的书架全部是樟木制成，书都一本一本平躺放置，我们将这些古籍善本称为本馆的镇馆之宝，它们不仅是西政的财产，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见证。向学生、教师和朋友介绍记录和表达过去法律思想的文献，这是一项特权也是一个荣耀，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些资源更好地展示给社会，在对这些文献进行充分保护和利用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开发增加我们的收藏。2011年我们成立了特藏资源部，这为保护和利用这些古籍善本创造了一个契机。古籍善本的保护和利用固然重要，但是我们还需要继承前人不断增加和发展，虽然Tarlton法律图书馆不曾拥有我们所引以为傲的古籍，但是他们另辟蹊径开发特色收藏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三、完善西南政法大学特藏部建设的几点建议
西南政法大学特藏部的建设可以借鉴Tarlton法律图书馆特藏部几个方面：
1.鼓励校友和热心图书馆事业的人士捐助图书
捐赠是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在进行人文社科资源建设方面。因为人文社科资源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见成效的，很多老的、旧的文献资料目前已经无法买到，所以捐赠就成为高校图书馆补充人文社科馆藏的重要来源。鼓励捐助并不是请求施舍，我们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支持，鼓励捐助能为热爱图书馆事业以及关注本校发展的人提供一个平台。很多私人收藏者在处理自己的藏书时考虑的不是金钱回报，而是耗费毕生心血的藏书怎样才能发挥最大的学术价值和作用；当然也有些私人收藏者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能够通过藏书名垂后世。[8]这些因素都使得高校在通过捐赠获得珍贵藏书方面远远领先其他机构，现在高校图书馆经费紧张，很难筹集大量资金购买价值不菲的特藏资源。通过接受捐赠可以发掘特藏资源，如在日常工作中有针对性地发掘和接受捐赠，将是高校图书馆特藏建设高效、便捷的途径。我们西南政法大学也有遍布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杰出校友，很多人拥有价值不菲的藏书，其中不乏关注母校发展愿意向母校捐赠图书的人。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接受了很多图书捐赠，但是都属于零零散散没有形成专业领域。清华大学2007年9月接受美国休士顿大学退休教授周本初先生捐赠的“保钓、统运”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记录和反映了30多年前留学美国、加拿大、欧洲的港台学生掀起的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以及进而发展为促进祖国统一运动的历史，清华大学以此为基础，广泛征集文献资料并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组织访谈保钓人士，全方位建设“保钓、统运”资料库，形成特色收藏。[9]我们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也应当对价值高的捐赠设立专室，打破图书馆按文种和资料类型分开排架的常规，将这些捐赠品集中排架，调动捐赠者的积极性。特别是向专业领域方向发展图书捐赠活动。
2. 开设古籍善本知识讲座
古籍善本知识讲座的开展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古籍和善本，让其中感兴趣的人对其展开研究，让更多的人致力于古籍善本的保护和收藏，让这些历史遗产重新焕发生命力。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特藏室作为学校文化传承的基地，利用特藏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人才济济的优势，并配合校庆等活动，开展古籍善本知识讲座，既传承了校园文化，提高图书馆的知名度，又起到宣传征集捐赠的作用，提高了特藏资源部的利用率，还能为特藏部的发展建设提供契机。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有训练有素，素质很高的善本知识专家馆员，因此对馆员进行善本特藏知识培训必不可少，所有的讲座应当以书面形式予以保存，这些又构成特藏部新的收藏领域。
3. 对古籍善本进行数字化
古籍善本的利用与保护总是一个并存的矛盾，由于其稀缺与不可复制的特性，我们普遍侧重于保护而不轻言利用。如果我们的祖先创立的这些知识成果长期被束之高阁，即使不去破坏，随着时间的推进，最终也将化为灰烬，因此，在其有生之年加以研究和利用，才是发挥其价值的最好之道。当然让这些古籍善本象普通书籍一样对外开放，随时取阅会加速其毁损，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古籍善本进行数字化，这样既能延长其寿命，又能广泛利用。
4. 开展“口述历史”活动
相对于今天，明清时期的书籍我们称其为古籍，相对于将来，我们今天的文献也是古籍文物，因此保留今天的文献也是我们古籍善本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借鉴Tarlton法律图书馆的做法，对本校的知名教授和校友进行访谈，并以纸质形式予以保存，并建立电子档案就是一个可取之道。相对于古籍善本而言，本校的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物更是本校的宝贝，我们应该为其建立齐全的档案，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向他们学习，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人生的楷模。如果建立这样的档案，我个人一直很想采访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原馆长夏登峻先生，他已经八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编纂法律英语大辞典，他坚持查阅英文和法文的词典辞书，笔者曾经建议他将该法律词典命名为《夏登峻法律英语大辞典》，他说这些词典蕴含着很多已故老友的智力成果，不能侵占。另一位就是备受全国法学界景仰的金平先生，笔者曾经看过他的简历，觉得他的人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写照。
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收藏古籍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做法，因为这些书籍权威性往往已经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其内容是经典的，版本是稀有的，但是古籍，特别是历史久远的古籍，能流在市面上的，是越来越少，收集也越来越困难，有些很有研究价值的书也已经超出了一般图书馆特藏的预算。事实上，特藏并不只限于善本和古籍，它还可以包括许多其他的东西，例如地图、声像制品等非书籍资料，也可以把档案作为特藏。在特藏这顶笼统帽子下，几乎可以把任何不希望外借的图书资料纳入在内，包括昨天才出版的图书。如果图书馆另辟蹊径，建立一个不光有善本书，而且有特色的书籍的特藏部，它会吸引外来的研究人员，也会有助于本校的科目设计，提高学校的声誉。同时，它也会给该图书馆带来更多的捐赠者。建立一个好的特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图书馆要因地因馆制宜，根据具体的情况，建立既独特又有研究价值的特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