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祥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但是，斯人已逝，风范依存，我们坚信他的治学精神可以跨越时空，超度两界，恩泽后人。王金祥先生1936年月10月出生于陕西省蓝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9年，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我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从师王重民、刘国钧、周文骏、朱天俊等先生，从而开始了他的图书情报工作与研究的生涯。1963年毕业后，他怀着以所学造福故乡的远大志向，回到养育他的八百里秦川怀抱，到陕西省西安市夜大学担任图书馆学教学。先生先后担任西安师范专科学校(现西安文理学院)图书馆筹建人和编目负责人。1980年调入西北政法学院图书馆，历任主管业务工作的副馆长、研究馆员，曾兼任陕西省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民、学术委员会主任，陕西省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学会常务理事、会刊《情报杂志》编委，原司法部图协专家组成员，会刊《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编委，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陕西省高校图书馆评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专家组副组长。
先生勤于著述，成果颇丰，先后发文60余篇，撰著专业著作20余种，四五百万字。特别是他与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情报杂志》主编克毅研究员共同主编的〈信息管理科学研究丛书》已出版到第16部，在陕西省、西北地区的图书情报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国家标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即〈中图法》)第三版法律类目的修订由他主持，为许多业内人士所关注的法律类第二分类体系也是由他编制而成。先生的成果曾先后获得国家有关部门、陕西省人民政府等多项奖励，他的业绩被国内多家图书情报学、社会科学专家名人辞典收录，并被《大学图书馆学报》等国内有影响的专业刊物专文介绍。
王金祥先生的治学具有以下特点：
1．具有牢固的从业思想和敬业精神基础，王金祥先生的童年、少年时代，国家正处在内忧外患之时，从小在灾难，民不聊生的环境中长大，目睹了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危机，使他具有了相当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自强精神，也成为他献身图书情报事业的内在动力。先生喜欢文学，曾立志做个作家，就读于图书馆学专业之后也曾“感到迷芒”，“产生了动摇”，但“经过专业教育和自己思考，认识到专业不分贵贱，关键在个人努力。正因为这一行业比较落后，才需要有志者去开拓，于是，我的思想就转达到这条路上，决心为之奋斗。”
在王金祥先生看来，图书情报工作者要做好一般的日常业务服务性工作，但不能仅仅停留于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立足于竞争、进取，以高质量的理论成果和高层次的服务成果去体现自身价值。先生认为把许多工作经验及时加以总结，使之上升为理论，使图书情报学科理论更加丰富、完善，反过来指，促进图书情报业务服务水平的提高；同时，促进图书情报工作与其他学科的紧密结合，编制出一、三次高层次的文献，发挥图书情报工作对其他学科研究的“耳目”和“尖兵”作用。
2．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学习和积累，从培养学术灵感开始，在北京大学这座中华学府圣殿、华夏第一学府所受的良好教育和熏陶，培养的严谨学风，成为王金祥先生献身图书情报事业的力量源泉。他从事过采访、分类编日、法学信息情报等实际业务工作，这些都为先生研究治学提供了有利条件。即使这样，先生从没有放松自身的学习积累。在〈〈中图法》三版培训等学习活动中，先生均以一般学员身份参加；对于图书情报专业刊物，先生见之均要涉猎，选取出重要文章认真阅读；一有时间，就常去阅览室或书库翻阅文献，挖掘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他的《孔子-六艺分类法的创始人》等论文就是将搜集到的史料归类、分析后写成的；他还做了大量的摘录卡片，加以区分整理。‘掌握了图书情报理论方法，具有了情报意识，使得他得以相对容易地利用翔实确凿的材料支持自己的观点，研究时视野开阔，准确地把握研究热点、焦点，提高了研究的效率和质量。
先生常告诫我们：做学问不能贪人，急于求成。要从一点点(哪怕是研讨解决工作中遇到的一个小问题，总结一点点工作经验)着手，从小到大，这样容易有收获，而成就感的激励会使你更积极投身，对于某一问题的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反复关注、思考的基础上，“头脑发热”只有五分钟热度”就难以深入；一但有所发现，产生了新的“灵感”，必须不辞辛劳，立时“捕捉”，把它反映出来；做学问要勤奋，不要怕坐冷板凳、怕被别人说闲话。
3．在研究内容上致力于创新，同时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先生认为，创新是研究的生命力之所在，有了创新的意识，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工作实践'中，就会努力去改变和革新现状，提高工作质量和理论水平，这样个人才能成功，事业才能发展。提出“思考问题、进行科学研究要走新路，抓焦点。”他还认为图书情报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与各个学科是有相通之处的，要多听多看，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为我所用。他的研究成果就是立足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学)，兼及法律、教育、历史等诸多学科。《法律情报学概论》(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国家司法部法学教育司优秀著作特别奖)、〈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类名辞典》(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法律文献分类法的新结构》(获陕西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法律文献检索与利用》(所在丛书系列获'中国图书馆学会优秀丛书奖)等均是在学科间交叉渗透，互利互补方面的成功建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王金祥先生通过学习及时了解掌握国家发展信息上作的大政方针，调整好自身位置，使自己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上进行转变，把研究重点由单纯的图书馆学转移到信息管理科学和各类学科文献信息的开发利用上，找准法律信息学作为突破口，取得了相当的收获。全息论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新理论刚刚出现，先生即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认真阅读有关著作，还利用到北京开会的空隙，几次主动前去与这一理论的提出者王存臻等人探讨交流，在对这一理论有了比较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将全息论应用于文献信息研究，先后撰著了《期刊全息论漫谈》、〈全息信息学》等著作并付梓出版，这种探索、创新精神使我们深受教益。
4．关心扶持中青年专业人员，努力为图书情报事业培养接班人。王先生多次在有上级领导参加的会议上直言：“学科带头人逐渐离退，新的学科接班人尚未配好，青黄不接，这也是最大的危险。人是关键，没有人还谈什么事业、科学”。呼吁要“举办理论研修班、培训班，提高图书情报行业，特别是新馆员的科学理论水平，培养他们领导我们事业和担任学术带头人的能力”。学会、协会“要重视发挥老专家、学者的作用，培养新生力量”。他身体力行，在省内各地多次为图书馆学大学生、成教生等授课，主持开办了两年制法律文献信息职业教育班。在课堂上，他传授知识，不厌其烦地淳淳教悔，期望学生能够有所作为。对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专业人员，主动参加研究。在他们“入门”并产生兴趣后，再鼓励他们自己独立研究，激励他们不断进取、提高。〈信息管理科学研究丛书》就吸引聚集了省内外许多中青年专业人才参加研究。仅其中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类名词典》的编撰就集中了全国110多个图书情报单位的200多位专业工作者，相当一部分是年轻有为的业务学术骨干。先生还打破“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传统观念的束缚，利用自己所担任的评委、评审、鉴定专家的身份，多次在职称评定、成果评奖、课题评审等场合为中青年专业人员仗义执言，实为难能可贵，不少人从先生那里获益匪浅。
作为学术团体负责人，通过组织参加学术活动、学友往来聚会、互相引荐等途径，先生与全国各地的许多图书情报方面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使研究力量更为壮大，研究成果的影响得以扩大，质量得以提高，由此还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学术研究信息网，这都成为先生治学的重要有利因素。
当面临50岁退体年龄时，先生想到的不是退体后如何清闲安逸，他说：“我感觉知识分子到50岁正是炉火纯青的时候，应当抓紧时间争取给国家多做贡献。我今后还要通过学术研究培养人才，为我国的信息管理事业兴旺发达做出贡献”。然而就在这时，因长期积劳病魔袭来，先生患了脑溢血症，几经抢救才脱离危险。刚恢复口语能力，他就对前来探望的同事说：“我们的研究继续进行”。出院后身体刚有恢复，就投入〈信息管理科学研究丛书》、《法律信息研究百科全书》等的编撰之中。他的头脑依然清醒，但半身活动不便，说话也有些困难，显得十分吃力，写一会儿就得体息一会儿。他还经常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到图书馆、资料室去查资料，到院内其他研究人员家中进行研究方面的指导与组织，与新分配来的图书情报专业大学毕业生交谈，争取他们加入研究队伍等。就是这样，先生完成了《全息信息学》等4部著作和许多文稿的编撰，其毅力、执着让人无不为之感动。这时，他已从馆和学术团体领导的岗位上退下来，但他仍然关心着所在学院乃至陕西省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如在他辞世前不久，还在院内一份图书情报方面的成果鉴定意见中写道：“文献信息检索课要正常开课，并坚持下去，特别是古代文献与外文文献，从这里提高图书馆在学院教学科研的地位。今后从本科生来说，从事工作都要有信息检索的知识；研究人员首要的就是掌握检索，这是科研的第一顺序。图书馆领导，特别是院校主管领导一定要在图书资料工作中抓住检索不放”。但是，终因病情突然恶化，王金祥先生带着对图书情报事业的无比依恋与遗憾，于2002年2月21日与我们离别了，时年65岁。生命的顽强与脆弱，激越与失落，意想不到的戛然而止，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感叹。
(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 杨杞 等撰稿）
参考文献：
1．赵怀忠. 老骥伏役文化人一王金祥先生印象记 大学图书馆学报.2003(3)
2．凌朝栋. 中国当代图书馆界名人成功之路成功因素略析 当代图书馆.2000(2)
3．杨祀 访西北政法学院研究馆员王金祥 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1995(2)
4．王金祥 法律信息学研究概述 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1995；(2)